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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皇上走了》杂感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在千年的物质生活中逐渐沉淀而形成的。百余年之前的那个午后，当龙椅上的那个少年黯然走下权力的圣坛，转瞬间消失在芸芸众生中时，皇上走了，掌握着那至高无上的皇权的皇上从金銮殿离去了。然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封建君权意识又可曾消亡？未来的路上，皇上是否依然是我们懦弱之时的依靠？《皇上走了》一书作者是章敬平博士，该书起笔于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回眸那三千年未遇之历史大变局，着眼于那在欧风美雨中的一个个时间节点，为我们揭示了在“民智未开”的时代中关于平常人的法律观念、立法者的法律意识、司法人司法程序以及法律功能的种种境况。正如作者本人所说：“用法律的眼光打量历史，用法治的标准衡量故事。”当我们随着作者的视角回溯到那一段风起云涌的民国大时代，其中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可以在一瞬之间成为时代舞台之上的主角。民国的“名角儿”在旗袍与马褂的混杂中粉墨登场，法治则在北洋的炮火中娇羞呻吟······皇上走了，辫子剪了，我们心中的法治还会远吗？1912年2月12日，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一位唯唯诺诺的妇人，正是他们被迫结束了曾经的那个无比荣耀的时代。那一天他们在想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是对于当年八旗铁骑挥师入关的愧疚？是对于康雍乾盛世的依恋？还是对于满朝文武的爱恨情仇？或许彼时彼刻，他们也会发出同当年煤山自缢的崇祯皇帝“尔等文臣误朕”一样的感慨。无论怎样，一个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正如余秋雨所言：“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清廷的殉道者们最终也未曾看到民国那初升的“共和”朝阳，活着的人却依旧带着心中遗存的思想继续前行。民国的车轮不断向前飞驰着，裹挟着那些愿意抑或违心的人们向前蹒跚着，1917年6月，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3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入京后，张勋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同月30日，他在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并于7月1日撵走黎元洪，把12岁的溥仪抬出来宣布复辟，改称此年为‘宣统九年’，通电全国改挂龙旗，自任首席内阁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康有为被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张勋用自己毕生的力量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再一次推开了太和殿那封闭已久的宫门，辫子军心中的那个“皇上”却也顽强的生存着！提及张勋，在每一个粗知清史的人心中都会勾勒出那拖着长长辫子的男人，皇上走了，在民国共和了五年之久的皇上或许早已习惯了红墙之内的封闭生活，可是他们却依旧死死地抓着那个本该无辜的孩子。我们难以想象，已经拥有了极大权势的辫帅又为何执意去叩开那尘封已久的宫门？是利益的追去？还是那头脑之中挥之难去的皇权的挽留？正如在本文开头写到的，一个民族的意识形态是其在数千年的物质社会发展中逐渐沉淀而形成的，这种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便会以各种各样的形式体现在作为民族个体的每个人的身上，当然，“皇上走了”并不只是仅仅指代着“正大光明”匾下的龙椅的空档，更多指代该是以诸多形式存在于各色人群之中的与法治格格不入的思想。武夫对于皇帝的愚忠、文人对于文化的祭奠、政客对于未知世界的恐慌甚至是体现在现代官员思想中的“官僚主义”“享乐主义”作风诸如此类。当我们把视线再一次拉回到民国大时代，一位文人以他难以为他人周知的理由结束了本该创造更大价值的生命，“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或许真的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离去，余秋雨曾经在其《山居笔记》——一个王朝的背影中说道：“他去不了承德，也推不开山庄紧闭的大门，”是啊，王国维老先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实施了“不负责任任意放弃自身自由”的行为，即使是为了祭奠那其钟爱一生的传统文化，又何必如此。行走在颐和园内，望着那波光粼粼的湖水，王老先生再也无力与在自己心中早已根深蒂固的思想去搏斗了，皇上走了，那个皇权时代一去不返了。“礼，所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当这一切在民主共和那振聋发聩的号角声中弱不禁风时，带着对于皇权时代思想意识的他注定成为那个时代的殉道者，皇上走了也夺去了那群文人能够栖身的最后驻所。王国维的悲剧也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剧，社会巨变所带来的震荡在他们的身上显露无疑，真诚地希望时间可以弥补创伤，文人不再悲哀。皇帝，这应该是一份工作，但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或许在更大的意义上代表着财富、权利、美色等等，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演变之中，其早已不再只是一个泛泛的概念，而是每个人对于自己未来的最佳畅想。与此同时，小到一村之长，大到一省之官，一旦现实赋予了他们在视野范围之内的权利，他们便会加以无限的扩张，最终成为了自己心中那至高无上的皇帝的殉葬品。作者在1992年的时间节点上选取了当时的一位驰名中外的风云人物——禹作敏。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