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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在新时期初的接受历程 　　摘要：卡夫卡作为“现代主义文学之父”，对我国作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对于卡夫卡的接受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新时期初，思想文化领域的高压政策日渐松懈，一些学者开始寻求客观地认识资产阶级文学，认识现代主义文学，这其中必然包括对卡夫卡的评价。本文聚焦于新时期初卡夫卡在中国的接受历程，尝试分析解冻之初关于卡夫卡的褒贬争议。 　　关键词：卡夫卡；新时期初；接受 　　思想领域内的解放绝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卡夫卡解冻之初，官方意识形态的固守抵制与精英知识分子的译介推广同时存在。 　　一、官方意识形态的固守抵制 　　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初，虽然主张客观评价卡夫卡的观点流行开来，但卡夫卡仍然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抵制。在《关于社会主义文学党性特征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作者卫健林虽然表达了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观点，但在具体的论述过程中，作者将卡夫卡与高尔基进行了对比；认为卡夫卡表现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生活的空虚、没落和灾难，而高尔基的作品则“完全正确”地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人类的新生活。作者还断言，“真正具有伟大历史生命力的文学，是绝对不能从资本主义吸收营养和在资产阶级世界观范围内产生的”。到了陈慧那里，这种用官方意识形态抵制卡夫卡、抵制现代派的行为则走向了极端。在《论“异化文学”及其“异化”论》一文中，陈慧明确地指出卡夫卡在《变形记》、《审判》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异化，在本质上是反社会、反科学，甚至是反文学的；现代派的异化论是一种极端唯心主义的消极的异化论。可见，“文革”期间形成的对于卡夫卡的看法已然固化，在部分学者眼中，卡夫卡仍然是资产阶级的颓废的文学家的代表。 　　二、精英知识分子的译介推广 　　卡夫卡在中国文坛上真正意义的解冻离不开众多精英知识分子大力的译介推广。 　　1979年第1期的《外国文学研究》杂志上登载了柳鸣九在全国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规划会议上的一次学术发言，题为《现当代资产阶级文学评价的几个问题》。在这篇主张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文学重新进行科学的评价、力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为现代派文学寻求合法地位的文章中，卡夫卡被塑造成一位充满人道主义关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揭露者和批判者。作者首先从身份上为卡夫卡争取合法性，指出卡夫卡出身于中小资产阶级。因此，“他们站在与垄断资产阶级、现行资产阶级政府完全不同的立场上”。这一论断将卡夫卡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中分别出来，为卡夫卡与反动的资产阶级划清了界限。这就为确立卡夫卡其人在中国的合法地位做了铺垫。紧接着，作者又通过对卡夫卡的《变形记》、《审判》、《城堡》三篇作品的具体分析，阐明了卡夫卡作品中所表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主题，并指出这是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的有力实践。与此同时，作者还指出了卡夫卡作品中的进步之处就在于卡夫卡的批判性。“在对待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上，卡夫卡同样具有历史上那些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所具有的进步性，他完全属于进步潮流的传统”。经过这样的阐释后，卡夫卡的作品就具备了正确的政治倾向。卡夫卡其文的思想性得到了肯定，这为卡夫卡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局面。 　　同年，国内第一篇比较全面、系统，也比较客观地评介卡夫卡的文章问世了。这就是附在李文俊翻译的《变形?》后面的文章--《卡夫卡和他的作品》。在这篇刊登在《世界文学》杂志上的文章中，卡夫卡首次获得了相对客观的评价，被“囚禁”数十年的卡夫卡终于在中国得以初见自由。自此之后，卡夫卡的译介和研究在中国大陆正式拉开了序幕。 　　在这一时期，卡夫卡的短篇小说如《饥饿艺术家》、《判决》、《乡村医生》、《骑桶者》、《地洞》等被译成中文刊登在各大杂志上，他的长篇小说《城堡》、《审判》（又译《诉讼》）也很快出了单行本，《美国》（又译《失踪者》）的部分章节也被选译发表。1988年叶廷芳苦心编辑近五年而成的《论卡夫卡》问世。这本论文集“汇集了七十年来国外学者各个时期写的有关卡夫卡的代表性论文”，系统性地译介了国外卡夫卡研究的成果。对于国内刚有起色的卡夫卡研究来说，这无疑是个福音。时至今日，这本书在卡夫卡研究中仍处于重要地位。 　　伴随着卡夫卡译介工作的起步，一大批学者开始有计划地阅读、研究卡夫卡，报刊杂志上也刊登了多篇研究成果。学术界将目光集中在了卡夫卡的“现实主义作家”身份上。大部分学者均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卡夫卡所表现的内容是真实的，而手法却是梦幻的。这一观点实质上是对卡夫卡的“现实主义化”。围绕这一观点，许多学者纷纷撰文论述。八十年代初，学术界涌现了一批以卡夫卡的短篇小说为切入点的文章。署名为紫葳的文章《寓严肃于荒诞之中--读卡夫卡的》是新时期较早的一篇对卡夫卡作品的研究。该文主张应该依据作品来评价一个作家，在对《变形记》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作者捕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