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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个体化下的我国社会治理创新 　　摘 要 个体化理论指明了个体化是社会发展的潮流，是高度分化社会的结构性特征。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个体化社会，这对我国社会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要应对这些挑战，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社会治理创新。一是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公民个体的合法权益的边界；二是要重建权威体系，恢复社会秩序；三是要新建个体化时代的互致性集体；四是要改革教育制度体系，完善就业服务制度体系；五是要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 个体化 社会治理 创新 　　1个体化理论的基本观点 　　个体化理论是西方社会学发展历史的产物。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古典社会学家与现代社会学家对个体化的论述也有不同。 　　腾尼斯认为，当代社会的主要倾向之一就是个体化，“它是指单一个体意识到其自身人格、价值及目的都要挣脱束缚其的共同体才可发展。”涂尔干从社会分工的视角分析个体化，并指出“分工越严密，个人也就越贴近社会；个人活动越专门化，他也就越成为个人。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形式的发展与‘个人主义’的扩张相关联，而个人主义的增长又与有机团结的发展携手并进，它们都依赖集体意识重要性减弱这个条件。”而在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过渡之中，社会必然会出现“失范”。由此可以推导出个体化会对社会秩序形成威胁。韦伯与亨利?梅因从社会转型的视角进行分析。韦伯认为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然伴随着传统权威向法理权威的转变，而传统权威是一种人对人的关系，法理权威则主要体现为人对制度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必要联系减弱。而亨利?梅因认为现代工业文明的出现，包含了从传统的地位等级社会向陌生人之间市场导向的、契约型的社会转变。契约主义的.兴起割裂了个人与家庭、社区之间的密切联系，人们被引入一种以陌生人之间的个人契约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韦伯与亨利?梅因更多关注的是当时的社会从人际联系向社会联系，从关系结构向制度结构的转移，并认为这种转移反而有利于当时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分化和巩固。腾尼斯、涂尔干以及韦伯与亨利?梅因的观点代表了古典社会学家们的观点，他们都是以“结构化社会”为基础来论述个体化的。 　　西方福利国家建立以后，西方当代社会学家对个体化的关注转移到如何定义个体化以及它对社会整合的影响。贝克认为：“个体化是指个体行为的框架以及制约条件的社会结构逐步松动，以致失效，个体从诸如阶级、阶层、性别、家庭的结构性束缚力量中相对解放出来……各种力量不再以家庭作为单位，而是从个体出发。”而鲍曼认为??体化“所承载的是个体的解放，即从归属于自己、通过遗传获得、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等的确定性中解放出来。”鲍曼还指出“个体化”把人的“身份”从“既定的东西”转变成一项“责任”、要求行动者承担执行这项任务的责任、并对其行为的后果（包括副作用）负责。由此可见，贝克和鲍曼都将个体化看作是个体从原有社会属性中抽离出来，进而走向自我定义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是否会威胁社会秩序呢？贝克的答案是“个体化不仅不会危及社会的整合，反而是社会整合得以可能的条件。”而在鲍曼看来，尽管个体化的过程意味着个体脱离传统的共同体而存在，但是“个体并非自足的单子，也不是自我中心、我行我素的，而是越来越多地卷入与他人的牵连，甚至是全体范围的牵连”。这反倒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奠定了基础。由此可见，西方当代社会学家对个体化持乐观态度。 　　2转型时期中国个体化社会图景 　　个体化并非是只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局部事件，而是紧随全球化和现代化席卷全球的浪潮。我国的个体化并非是纯粹的舶来品，它与我国乡土社会的自我主义也存在着“血缘”关系。 　　2.1中国前个体化社会的发展：从“自我主义”走向“个体化” 　　在中国传统社会，个人的地位要置于一个等级结构中来加以考察，是由组织来界定的，因而不存在所谓独立人格，也就称不上什么个体化社会了。” 　　中国传统社会未能发展出个体化社会，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权界意识”。权界意识就是指个体用以将“自己”与“他人”、“自己的”与“他人的”明确区分开来的意识。西方国家的个体化脚步之所以紧跟现代化脚步，其原因也就在于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确认个人权利，清晰定义权界，并采取措施保障和维护个人权利，使个人有力量摆脱对团体的依附，进而形成独立人格，从为他人而活走向为自己而活。 　　然而，清晰的权界意识在传统中国社会行不通。一方面，传统中国乡民必须依靠血缘、地缘、学缘等关系来寻求庇护，而这又是以权界意识的消弭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传统的中华帝国人口众多，而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要想维持这样的人口数量，就需要开放的食物供应系统――例如，向民众开放的山林、池塘和沼泽地等，此时清晰的权界意识反倒是不合适的。新中国建立后，集体主义热情高涨，继续发挥消弭权界意识的作用，以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不过，由于此时的改革系统地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