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代我同语文那些纠结.docVIP

少年时代我同语文那些纠结上大学而进中文系，理当同语文有若干机缘。可是我在少年时代同语文的那些纠结，差不多都是些不靠谱的事，现在回想，连自己都觉得反常。姑妄言之，朋友们当故事听算了。 上世纪40年代的科尔沁草原，许多村落没有学校。我从四五岁开始，由母亲和外祖父管教，从“三百千”启蒙，沿着科举时代私塾“四书”“五经”课业开始识字读书，当然也少不了《千家诗》《幼学》之类，自己还找来了《三国》《封神》等旧小说来读。在家庭“教大”几年中，书念不少，字识得很多，可是忽略了写。记得1949年进城，大着胆子插班读小学四年级，校长让我在黑板上写下名字，我才惊讶发现，自己差不多是头一次写字，手抖得几乎扶不起粉笔。可是常用汉字都长在我的脑海里，写字不过是把它们搬到纸面上，所以很快我就能和大家一样记笔记和书面答题，写字对我的学习并没有造成任何障碍。可是，终究没学过“笔顺”，许多字倒下笔，以致终生同书法无缘，按笔画检字也时有诖误，这缺憾就无法补救了。 忽略写字，不消说也忽略了写作。新中国成立初小学语文课好像不如后来那样注重基础训练，很少作文。假期作业倒总有日记一项，但老师并不认真批阅，我也从未认真写过，一律像填表格：“上午，在家写作业；下午，和同学一起玩。”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初中，形势陡然大变。 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对语文产生强烈偏好，就是因为初中碰见两位特殊的语文老师。先是一位从文艺刊物编辑岗位病休下来兼职的年轻老师。他不擅长按常规教学，如介绍文章时代背景、作者，归纳段意、主题思想、写作特点之类；他的特长也让我听之入神的地方是分析文艺作品，如小说中的某人物、某情节，他说生活中肯定不像作品里那么典型、突出、完整，而原型估计会是什么样，作者从哪里着手、做了怎样的加工等等，讲得津津有味、煞有介事。记得当时正好迎接志愿军代表归国，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日记。我第一次沿着老师讲课提示的思路展开想象，让这篇接近3000字的记叙文不仅总体上波折有致，而且精心构制几个场面，再以抒情语连缀，就很有点报告文学的样子了。老师把它拿到课堂上，还像分析课文那样一路分析，说哪里是写实，哪里是我的加工；哪儿成功，哪儿不够理想，有几种修改的路子可以考虑等等。这次作文和老师的点评，好像一把火，忽然点燃了我久积胸中的柴草，从此一发不可收。那么，什么又是我“久积胸中的柴草”呢？ 原来，小学阶段我虽然不曾动手作文，但从小养成的阅读热情和习惯始终保持。我是县城文化馆的“常客”，有限的一架书早已经被我读尽；中学图书馆储书丰富，像一座金山，领到借书证让我欣喜若狂。各科作业我从来都是在学校完成，回到家，晚8时至12时，每天差不多都能吃进200页课外读物，中国“左联”和解放区的作家作品，苏联和世界进步作家作品，几乎被我摸遍了。这些积累，一旦遇到明白人点拨，说你也可以像他们那样去写，这就把我领进了广阔的天地，无疆的境界。继任的语文老师毕业于名牌大学，他虽不像前任那样善于创造性地联想，但课文讲得很有深度，时时超出常人想象。对我还特殊地宽容，允许我可以不按照他布置的作文题目任意写最有心得的东西。记得我读过茅盾的《白杨礼赞》后写一篇《取灯儿礼赞》，赞美忘我的奉献精神；一首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的百余行长诗《万岁，我的共和国！》，被学校写成几米见方的大型壁报，贴上县城的十字街；最有意思的是一次作文要求写信，掌握这种应用文体，老师特地指令我这回不许例外。可我还是在“例内”找到了例外，写了一封《致美国总统杜鲁门的信》，对他发动侵朝战争大加讽刺和挞伐，这自然受到先生的大大夸奖。顺便地说，这时我已经开始为报纸写短诗一类的小稿件了。 以一种理性的态度审视语文，是进了中等师范学校之后。这回遇到的是一位谙于旧学的资深的先生。当时适逢中学语文教学改革，文学同汉语分成两门课程，文学采取文学史体系编选课本，整册都是文言。教材加上先生的诱导，使我渐渐淡化了文学创作的热情，啃起少时熟悉的老古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先生认为记叙文我已经过关，锻炼议论文写作对我不只纠偏，尤其应当是我今生事业发展必须倚重的本领。他还是容许我不必跟随大家一道作文，但有两点特殊要求：一是必读每日报纸的社论，而且作简明的结构分析，交给他看；二是每次作文都必须是论文。这样训练了将近一年，他说我议论文写作规范也已基本掌握，放得心了。我由此体会到，比较起诗歌、小说、戏剧之类艺术创作，议论文的写作要简单容易得多；但文章不是个空架子，不断掌握丰富的学理，驱遣文字恰可地表达，这则是无穷尽的工作，我最后走的就是这一条路。 我的这三位老师，一位善于启发诱导，一位海量宽容，一位对我有针对性地单兵教练，给我入大学中文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我终生都感激他们，尤其敬佩他们开放的语文教学观。 操控语言是人类独有的生存方式，学习语文就是学习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