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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是有规划自由经济“规划”颠扑不破 有一群牧民在公共草场放牧，因为免费，每个牧民都希望放养尽可能多的羊，结果羊的数量无节制增长，草场最后被啃成不毛之地，羊饿死了，牧民也全都破产。于是，便产生了因为没有规划的“公地悲剧”。 规划是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规划，明明是大好事，可长期以来，计划经济体制却被西方经济学主流所否定。直到20世纪随着第三世界的强力崛起，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人们接受。但苏联解体前后，计划体制再一次落荒而逃。 主流经济学之所以否定计划体制，原因可能在于信息永远不完全。早在论述“看不见的手”时，斯密就强调了这一点，哈耶克后来作出更明确的重申。他认为，个体在市场上是分散的、多样的、易变的，这就决定没有哪一个头脑或哪一个机构能真正随时了解全部的个体信息，从而也就决定规划的不可行。 但规划不如变化并不足以构成对规划的全盘否定，就像在战场上，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许小年先生说企业家多成于试错，试错正是规划在先，不可能无厘头乱来。 市场为规划选主 规划不如变化的信息有限论，不足以置规划于死地，充其量只是打倒规划的一个必要条件。真正对计划体制构成冲击的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所谓规划，必须有一个主脑来作规划。如果人人都去作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 谁做主脑？有人会想到，由最有智慧的人作，可谁最有智慧？别人怎么知道他最有智慧？此路不太可行。还有人会说，由最有信息的人来做主，可谁最了解全局？别人怎么知道他最了解全局？所以，不管人选是谁，都会存在类似疑问。 “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问题在于，哪里去找伯乐？如果有两个人声称自己是伯乐，而相中的千里马又不同，那么，哪匹马是千里马的问题，就演化为谁是真伯乐？ 市场恰能分辨真假“伯乐”。比如，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但张三辨认千里马的成功率高达九成，而李四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人为权威，通过试错作出选择。 可见，市场机制实际上是不规划与规划的统一。说不规划，是市场并不预先安排某个人，没有先验人选；说规划，是市场一旦发现某一个人，就依赖这个人，由他规划去。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核心在人。以看不看得见论，这个人是“看得见”的，但发现这个人的过程又可以说是“看不见”。 科斯的明白与不明白 西方搞了几百年市场经济，却把市场付托于看不见的手，很不应当。但一代接一代的西方学人并非毫无洞见，事实上，市场机制是规划与不规划的统一，已由一位西方学人发现，他就是被誉为“新制度经济学开山鼻祖”、199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罗纳德·科斯。如果说哈耶克对规划的否证作出过有力贡献，那科斯就在真正发现市场上作出了有力贡献。 且回到科斯从熟悉中看到陌生的原始问题：在古典经济学中，价格机制是一个完美的自动装置，能够在市场上无摩擦地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然而为什么现实世界中还存在企业这样一些不属于市场个体的经济组织呢？正好比问：既然电脑里面的一切东西市场上都有，为什么还会出现原装机呢？ 科斯的回答是因为交易有费用。举例讲，装配电脑，如果分部件来购买，就会出现在这里买硬盘，讨一番价，在那里买主板，还一番价，尽管DIY，价格可能也实惠，但讨价还价的成本和其他时间和精力等成本计算之后，还不如一次性购买原装机，于是市场上就有了电脑原装企业，它能够依靠节省顾客的交易费用而赢得部分利润。 交易费用的确是正确答案，但交易费用的计算则来自于规划的主脑。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正是通过他的计算——实质就是规划——而实现的，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看不见的手，它是完全“看得见”的，没有主脑们的算计，就不会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 说到底，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企业家”实现的，并没有另外的什么超脱于人的价格机制。张维迎先生提出“市场=价格+企业家”，重复了科斯的错误，没有看清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 在论市场机制时，哈耶克提出“资源配置是由非人格的过程完成的”，并经常把市场比做“有机体”——这是一大批西方学者共同的譬喻。殊不知，市场之所以看起来像有机体，原因在于市场乃人的集合，通过反馈或试错——具体表现为优胜劣汰——形成人的联网计算。正是通过联网计算，市场对资源的配置总体上要优于单独某个人甚至某个政府的规划。市场与规划本质是一回事，只是市场的计算能力更强大而已。从这一点来讲，市场有点像一架超级计算机。 总量管制与交易机制 市场的本质在选人计算，哪还有政府能够配置而市场不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呢？凡需要人来配置资源的地方，都是市场能够配置资源的领域，因为市场机制原本不过是选人机制。如果的确存在不需要考虑效率的领域，则市场可以退避三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