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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主旨多义性探究摘 要：文学作品主旨的多义性，向来是众多学者研究的内容，然而学者们对“多义性”的理解和阐释并不相同，有“内部和外部”、“广义与狭义”、“内容与形式”等多种说法。本文中，笔者提出“元主旨”和“臆主旨”两个全新的概念来分析主旨的多义性，从而得出最普遍的结论。 关键词：文学作品 多义性 “元主旨” “臆主旨”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包含着作者一定的情感和理想，这种情感和理想构成了文学作品的主旨。文学作品也是用来抒发作者的思想情感的，也是作者内心世界的呈现。早在《尚书?尧典》中就有记载：“诗言志。”《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以道志。”但读者对文学作品主旨的把握却不尽相同，这就构成了文学作品主旨的多义性。 文学作品主旨的多义性现象不胜枚举，白居易的《长恨歌》从古至今一直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千百年来感染了无数的读者，然而关于《长恨歌》主旨的探讨，读者却始终没能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现有“讽刺说”、“爱情说”、“感慨说”、“惋惜说”等多种说法，而每一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构成了主旨多义性的前提。那么作品主旨多义性原因有哪些？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性。文学作品中丰富的蕴含是作者思想情感复杂性的体现，除了作者想表达的中心思想，还有许多作者的理念会在无意中流露出来，这就造成了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性，但童庆炳认为“文学作品蕴含的丰富性，往往又导致蕴含的模糊性。”[1]这使得读者在把握文学作品的主旨时，很难兼顾全面而只能探其一二，又或者说，很难概括出一个能被众人都接受的主旨。前文所举《长恨歌》的事例已证实了这一点。这就是作品主旨蕴含丰富性的体现，也说明了主旨多义性的客观存在。 第二，读者的阅读创造性。读者所处的历史阶段、所达到的思想水平、所拥有的经验和知识与作者往往不尽一致，于是读者在作品中所读出的东西往往与作者在作品中所寄予的思想有所差异，甚至背道而驰。童庆炳曾提出过“形象大于思想”之说，是指“一部作品的蕴含大于创作该作品的作者当初的创作意图。”[2]这就是读者阅读时的创造性体现。姚文放认为：“共鸣、曲解和成见是文学鉴赏中的特有现象。”[3] 第三，时代与政治影响。时代与政治对读者群体理解作品主旨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这种影响或是潜移默化的，或是刻意而为的。读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在阅读时所带有的价值观念和阶级立场也会不同，对作品的理解自然也不同。曹禺的《雷雨》问世后，时人多把它的主旨理解为“揭露资产阶级的罪恶本质”，而曹禺本人在创作时本没有这么想，在谈到《雷雨》时他说：“我写的是一首诗，一首叙事诗。”时人所理解的主旨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是分不开的。 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得文学作品不可能只有一个单一的主旨，但《长恨歌》所有“主旨说”中，可能没有，也可能只有一种主旨符合作者最初创作时的初衷，笔者拙见，称之为“元主旨”，《说文》：“元，始也。” 所谓”元主旨”，是指作者在文学作品中想要表达的主旨。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多数文学作品的“元主旨”长期以来被读者所忽视，或是难以被发掘。以《红楼梦》为例，曹雪芹在第一回中开门见山地说此书“大旨谈情”，笔者认为，这就是《红楼梦》的“元主旨”，而今天读者对于《红楼梦》主旨的理解似乎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即反映封建制度的兴衰史。这是读者在接受过程中对作品的创作性理解的体现，接受美学称这种现象为“合理误读”，这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顾祖钊在谈及这类现象时说：“作品本身客观地显示了读者理解的内涵，从而使这种误解看上去切合作品实际，令人信服。”[4]正是因为“合理误读”太过普遍，太切合实际，反而使得作品的“元主旨”少有人问津，探究作品的“元主旨”也难上加难。但要想真正理解一部文学作品的真正蕴含，对“元主旨”的探究是不可避免的。古人早就提出过阅读时应做到“训诂”，即应该对原作品文本进行历史考察，以还原作品的本来意义。 如何探究文学作品的“元主旨”？孟子提出，在阅读时应做到“以意逆志”（《孟子?万章上》）。从读者的角度来看，“以意逆志”就是指在阅读文学作品时要努力探究作品的内在蕴含和作者的内心世界。这就是对“元主旨”的探究。 笔者认为，探究“元主旨”最重要的是回归，回到作品的本身状态。 第一，回归文本。文本更好地保存了作品的原初性和独立性，“文学文本比文学作品更加明确地展示了文学无比的蕴含性和魅力，它就好比一个没有开封的礼物。”[5]读者应回到文本之中，逐词逐句逐段逐篇地对文本加以分析，“返回文本自身，深入到具体作品内部，更多地从语言文字层面考证文本存在的历史真实性，为进一步阅读提供合法性依据。”[6]抛弃一切原有的价值观念、阶级立场，以一种近乎自然的心态去感受文学作品的蕴含。 第二，回归本源。“从本源上讲，文学作品的蕴含来自于客观的社会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