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诙谐文化视野中《故事新编》主题解读.docVIP

民间诙谐文化视野中《故事新编》主题解读［摘要］ 《故事新编》的主题意蕴极其丰富复杂。从民间节庆文化和广场式的诙谐表演、民间故事和笑话的诙谐语言、世俗化的民间诙谐表现形式以及中外庄谐体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等方面对《故事新编》的主题加以解读，有利于对文本及作家创作意图的更深入认识。这种解读的内涵包括广场化的历史想象、世俗化的文化批判和戏谑化的生死表达。 ［关键词］ 民间诙谐文化;民间节庆文化;庄谐体 ［中图分类号］ I06［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1—0107—04 《故事新编》的主题内涵十分复杂，前人做过很多讨论，而从民间诙谐文化影响的角度对其主题进行解读尚不够全面深入。事实上，鲁迅在成长和创作过程中受到民间诙谐文化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主要包括民间节庆文化和广场式的诙谐表演，民间故事和笑话的诙谐语言，世俗化民间艺术的诙谐表现形式；凝聚了千百年中外民间诙谐文化精髓的各种庄谐体文学作品的深刻影响。 《故事新编》创作于作者生活极度苦闷的时期。20年代，鲁迅创作了《不周山》、《铸剑》和《奔月》三个短篇。他发现，当时的社会和五代、南宋及明末时期”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1］（p17）30年代，鲁迅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卖文为生，国民党政府的文网制度日益严密，身处的“又是一个做戏的虚无党与伪士猖獗的时代”。［2］“读经，作文言，磕头，打屁股”［3］(p145)正是当时兴盛的事。“一个人处在沈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3］(p270)于是，他又读起了中国的史书，尤其是宋、明两代的野史。他越是细读野史，就越觉得自己“竟亲身遇之也”，［3］(p194)“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3］(p338)在酝酿《理水》等篇目时，他的写作目的就是借历史题材,“把那些坏种的祖坟刨一下”。［3］(p330) 这需要找到一种合适的、可行的崭新话语方式来表达自己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反思，并从令人窒息的紧张而寂寞的精神状态中暂时解脱出来。为避免采用学者教授般考据手段“赞几句孔明，骂一通秦桧”，［1］(p87)而陷入历史重复叙述的圈套，鲁迅站在民间的立场，从自己熟悉而亲切的民间诙谐文化切入，来作“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4］(p469) 鲁迅在故乡绍兴度过了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耳濡目染的绍兴民间诙谐文化孕育了他的世界观和审美观，成为他思想形成的母胎文化。而鲁迅自幼喜爱的《西游记》等小说对神魔的世俗化描写、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十分喜爱的果戈理富有俄国民间诙谐文化特色的小说以及《堂·吉诃德》等欧洲“梅尼普文体”小说的接受影响无疑是他创作的催化剂。 民间诙谐文化对《故事新编》主题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 广场化的历史想象 《故事新编》对历史的重新叙事，表现出现在和过去、当下与历史同处一个空间并互相渗透的特点，这和民间节庆文化的广场性和全民性特点颇为相似。 鲁迅幼年酷爱看社戏，他在1926年创作的《社戏》、《五猖会》、《无常》以及1936年的《女吊》等文章中对家乡社戏的亲切回忆，表现了禳灾祈福的绍兴民间戏剧娱神、娱鬼兼及娱人的狂欢节特点。 绍兴民间节庆活动表演不受场地限制，在庙会、道地、晒场、村头都可进行。戏文开场，人事种种，夹以出鬼。种种孤魂厉鬼跟着鬼王和鬼卒，和人们一同看戏。这种万众参与、举世狂欢的大型群众活动中，“人情鬼态，穷描极绘，幽域通明，并陈一台”［5］古今时空的贯通无阻，阴间和阳间、过去和现在、日常与神圣同处一个空间，看与被看的界限被混淆，人和世界的关系变得随意而亲昵。凡人和鬼神、俗世和神界实现了开放的交流，神变得不再严肃，鬼也变得不再可怕，高高在上、庄重严肃的皇帝和官吏变成被嘲笑的对象。 这种民间诙谐文化的广场化、全民性的精神也反映在《西游记》、果戈理的小说、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庄谐体文本中。“过去的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到了这种体裁中就被有意识地、突出地写得很现代化了。他们行动和讲话，都限在同当时的时代进行亲密交际的范围之内。”［6］《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加以铺张描写”［7］(p168)；果戈理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和《密尔格拉德》，多采用乌克兰民间节日和各种民间神魔怪诞故事为题材，同时也展现了乌克兰人民生活的现实图景，讽刺了当时庸俗腐朽的官僚和地主阶层。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欧洲“梅尼普体”小说的杰出代表，借堂吉诃德的冒险故事对西班牙社会现实进行了戏谑的讽刺。 节庆狂欢式的民间诙谐精神在《故事新编》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新编》涉及的文本既有《山海经》、《淮南子》、《列士传》、《列异传》、《吴越春秋》、《尚书》、《周易》、《左传》、《史记》、《论语》、《孟子》、《列子》、《世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