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人概念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下）——民法体系的基因解码之.docVIP

　　伦理人概念对民法体系构造的影响（下）——民法体系的基因解码之 内容提要: 在德国古典自然法中，人被视为具备理智与意志的伦理人，他是伦理与法律上的主体。普芬道夫与沃尔夫从伦理人概念中推导出自然权利义务理论体系。德国民法学对该理论体系予以批判性地吸收，从而形成古典私权一般理论。权利开始成为民法学的核心范畴，以之为逻辑主线，民法素材被重新整合为一个与传统的法学阶梯式体系迥然有别的潘得克吞式体系。民法体系由此发生基因突变。历史经验表明，民法体系植根于民法学理传统。我国民法典应采用潘得克吞式体系，并对其作必要的改进。 关键词: 伦理人/古典自然法/私权一般理论/民法体系/民法典 三、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的形成：伦理人概念引发的基因突变 （一）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的主要特征 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民法体系被称为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1]《德国民法典》分为五编：总则、债权法、物权法、家庭法、继承法。这种体系模式对19世纪末期之后的各国民法典编纂产生重大影响，其最为忠实的追随者是《日本民法典》、我国民国时期的民法典以及1922年的苏俄民法典。《日本民法典》除了债权法与物权法的顺序调换之外，与《德国民法典》的体系基本相同。而我国民国时期的民法典则完全照搬了《德国民法典》的体系，目前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也是如此。1922年苏俄民法典分为四编：总则、物权、债权、继承，除了债权法与物权法的顺序调换之外，与《德国民法典》的差别仅在于不包含家庭法。《俄罗斯联邦民法典》分为七编：总则、物权、债法总则、债法分则（债的种类）、继承法、国际私法、知识产权法。徐国栋教授将其称为新潘得克吞式体系[2]。 在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诞生之前，处于主导地位的是法学阶梯式民法体系，即把民法划分为三个部分：人法、物法与诉讼法。此种体系源于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的《法学阶梯》，后被罗马皇帝优士丁尼采用，《拿破仑法典》沿袭之。与法学阶梯式民法体系相比，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的主要特征有三个：一是存在总则编；二是家庭（亲属）法独立成编，在法学阶梯式民法体系中，家庭法规范被置于“人法”之中；三是物权法、债权法与继承法相互独立，而在法学阶梯式民法体系中，三者都隶属于“物法”。彼得·斯坦认为，上述第一个特征是最重要的特征。[3]那么，为什么在《德国民法典》中会出现总则编？为什么“人法”会解体并且从中降生一个独立的家庭法？为什么“物法”会被分解为物权法、债权法与继承法这三个相互独立的部分？ （二）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形成的原因分析 笔者认为，民法体系模式之所以发生上述重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近代德国出现了古典私权一般理论，这种独特的理论形态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开始，逐渐在德国民法学中占据基础地位，改变了人们对民法现象的观察视角与思考方式，并最终影响了民法的体系构造，其具体的影响方式分述如下： 1．民法总则的形成 潘得克吞式民法体系采用“总则+分则”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是19世纪德国民法教科书——尤其是潘得克吞法学派的教科书——结构的翻版。在18世纪之前，民法教科书中并不存在“总论”这一部分。民法总论诞生之时恰恰是古典私权一般理论的兴起之时。正是由于在18世纪晚期德国民法学出现了追求抽象化与体系化的学术倾向——这种学术倾向的原动力来自基于伦理人概念之上的理性（自然）法学——才产生了私权一般理论，从而产生了在民法教科书中设置总论部分的必要性。民法总论是私权一般理论的容器，私权一般理论构成民法总论的核心内容。因为伦理人概念为德国民法学开启了权利思维的大门，在当时的民法学家看来，民法是关于各种私权的规范体系，而各种私权均涉及权利主体、权利客体、权利变动、权利救济、权利的时间限制等一般性的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论述就是私权的一般理论，它对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具有普适性，所以应当置于民法教科书的第一部分，称之为“总论（Allgemeiner Teil）”。事实上，所谓的“总论”就是“一般部分”，其所包含的当然应该是一般理论。 19世纪前期，随着古典私权一般理论的勃兴，“总论+分论”的结构模式已经成为德国民法教科书的标准结构。黑格尔的学生爱德华·冈斯（Eduard Gans）在1827年惊奇地发现，几乎所有的德国民法教科书都有总论，人们已经习惯于区分总论与分论。[4]到19世纪中后期，这种教科书的结构模式开始被立法采用。1863年颁布的《萨克森王国民法典》[5]的第一编即为“总则”，其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效仿了阿诺德·海泽的《普通民法体系纲要——潘得克吞讲义》第一编“总论”的结构，其各章依次是“关于民法”、“人”、“物”、“行为”、“权利”（主要涉及权利的行使）、“权利的担保、保全与救济”[6]。 如果说《萨克森王国民法典》的总则是早期潘得克吞法学私权一般理论的产物的话，那么，《德国民法典》总则就是后期潘得克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