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创新为中华文明“走出去”提供战略支撑.docVIP

儒学创新为中华文明“走出去”提供战略支撑 　　【摘要】以唯物史观解读我国传统儒学的革新，可看出其宏观层面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阶段性特征较明显，微观层面具有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知行统一等特点。在当代总体国家安全观语境下，作为意识形态层面的儒学亟待发掘、创新其思想特质以期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突破“走出去”的困境，这不仅是时代发展需求，也是儒学创新与国家文化安全辩证统一的体现。 　　【关键词】儒学创新 文化安全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亦是一种属性，即“安全”主体没有威胁、危险，相对稳定的状态。从符号学层面来看，“安全”是由现象能指与本质所指构成的统一体，而“安全”就存在于这个系统的关系之中。古往今来世界范围内，小到部落，大到国家，其“安全”看上去无外乎是大同小异的意符，就是稳定、不存在威胁和危险的状态，而“安全”的深层结构所指，则是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安全主体系统性的考量，镌刻着时代烙印。正因如此，国家安全观才革故鼎新历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安全观等分别有所倚重的体系架构，尤其是当前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作为非传统安全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一个内在特征。 　　社会化的反复造就了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并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念、生存范式，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学因其独特的哲学体系而备受历代统治阶级推崇，绵延两千五百多年，早已内化为世代中华儿女的集体无意识，其内容囊括社会生活、伦理道德、哲学理念、政治思想等。面对当前“地球村”八大文明交汇交锋，新轴心时代争鸣，处于守势的中华文明能否在繁花锦簇中不被消解，开出一支文明独秀显得尤为紧要。因此，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中国儒学亟需返本开新，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有力保证。 　　中国儒学革新历程与特征 　　儒学的开创可谓集上古尧舜禹文化和西周乐感文化之“大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基础。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依孟子看，孔子当属与时俱进，集大成者，其思想学说尽善尽美。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曾论孔丘的集大成，称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古今东西，未见其比”。正是这一集大成之特质才使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① 　　从文化创新的视阈来看，中国儒学发展历经先秦元创期、两汉奠基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深化期、宋元明清造极期和现当代创新期。②一是以先秦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之时，孔子以追求和平、统一为目标，开创具体的“士”文化，以人性自觉修身、治国，其继承者孟、荀各树一帜，是一种回归自然、理想化、精神层面的学说，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烽烟弥漫、富国强兵的社会需求脱节，并未得到列国统治者致用。二是两汉时期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政治和经学儒学，儒学在此阶段首次得以充分发展并奠定其后世文化主流地位。经历了秦王朝统一全中国、严苛的法家律法、民不聊生的时局后，汉初当权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汉武帝时社会稳定，“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借鉴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思想革新原始儒学，后期更是将民间巫史融入其中，使儒学与谶纬结合走向宗教化，以“天、君、臣、民”“天人感应”模式为统治者服务，导致政治层面的实用理性消解了原始儒学纯粹的精神诉求，也为第三阶段魏晋时期思辨性义理为典型特征的玄学儒学出场留下空白，玄学是崇尚老庄，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哲学思潮。及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如火如荼，儒释道部分因其共有“巫”性而融合，形成“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家治世”局面，促成终极关怀的道统儒学。进入宋明清时期，形成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性理之学，不仅强化了政治功能，而且关注修身养德之社会功能，但并没有对此划分严格界限，“法”“理”不分，走上了空谈心性的道路。近代以降，西方入侵、瓜分中国，迫使有识之士经器物、制度层面摸索，最终在观念层面――为抵制“五四”新文化“去中国化”的极端之风，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批当代新儒家在汇通中西文化基础上，重新诠释儒学，旨在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传统民族文化。 　　由此，可看出宏观上儒学自产生以来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阶段性特征较明显。如孔子身后，子思《中庸》将做人、治国原则系统化，荀卿在集成基础上，提出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思想。之后随时代变迁，儒学经化、理化、西化革也，不得不说是进化论视角下儒学的革新与适应，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螺旋式向前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其内容以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知行统一贯穿始终。孔子建立了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仁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