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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散文诗 　　汪曾祺的小说摒弃了宏大叙事，着墨在小事件、小人物、小细节上，他善于从普通人、平常事里，发掘世情生活的情趣，并从中升华出生命本身的诗意与哲理。在文化意蕴的营造和美学追求上，他的小说独辟蹊径，呈现出散文诗化的倾向，借助疏淡的结构和平易的语言共同营造出回味悠长、摇曳生姿的艺术情境，不但有益于世道人心，更传递了生活的美、诗意和希望。 　　著名作家汪曾祺是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散文《端午的鸭蛋》还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是一位古典文学素养深厚的作家。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成就斐然，小说《受戒》斩获了1980年的“北京文学奖”；《大淖记事》获得了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汪曾祺的作品闲适冲淡，空灵含蓄，语言平易浅近、雅洁动人，字里行间飘出令人愉悦的翰墨书香味儿。汪曾祺的小说摒弃了大题材、大事件、大人物，落墨在小事件、小人物、小细节上，体现出对“宏大话语”和“宏大叙事”的解构。他善于从普通人、平常事里，发掘世情生活的情趣，并从中升华出生命本身的诗意与哲理。他以悲悯众生的情怀，站在民间叙事的立场，塑造了一系列有血有肉的小人物，透过底层百姓的悲欢爱憎，传递给读者一种滋润生命的温情。在文化意蕴的营造和美学追求上，汪曾祺的小说体现出与众不同的风格，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更像是出色的散文诗。究其原因，既有来自传统文化的熏陶与影响，也有作家后天的努力与创造。 　　一、文气清雅，结构疏淡 　　汪曾祺少年时代受过张仲陶、韦子廉、高北溟等古文老师的精心教导，古典文学基础扎实，汪曾祺特别注意传统文学的继承问题，他是真正站在客观的立场上赞美明代归有光和清代桐城派古文价值的一位现代作家，认为桐城派集中国散文创作之大成，并肯定年幼时学过的归有光的文章让自己获益匪浅。汪曾祺曾在《谈风格》一文中追溯了自己的创作历程，谈到文章的创作风格，他认为真正影响他的古人要算归有光，并把归有光看作是中国古代作家中最有现代味儿的一位，能给后人的创作带来启迪。尽管时代和环境不同，但无论归有光还是桐城派，创作时对文气清雅的追求是一致的，这一点对汪曾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借助《谈风格》一文指出，一个作家肯定会偏爱某些作品，这些作品往往会影响他的气质，助推自身风格的形成。 　　汪曾祺推崇文气论，在《小说的思想和语言》一文中，他围绕文气论，从刘勰的《文心雕龙》说起，一直讲到清代的桐城派，认为作家的气质决定了文气，也就是所谓的“文如其人”。汪曾祺认为，文气就是指文章内在的节奏，各部分之间应做到有机联系，文气要清新、自然，忌浊重、凝滞；语言，就是指长句子和短句子的巧妙搭配，汉字的音律感和节奏感很强，“言之长短”要与“声之高下”相配合，巧妙的语言搭配呈现出美妙的音乐感。他喜欢归有光的《寒花葬志》《项脊轩志》等名篇，明确指出创作时要注意吸纳古典文学语言精华。他在《〈晚饭花集〉自序》中承认，中国古文本来就有以极简极淡的文笔写作的传统，《世说新语》《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归有光、龚自珍以及桐城派的小品文，都是文气清雅淡墨为文的典型代表。 　　要做到文气清雅，小说的结构必须疏淡，文体峻洁，有如行云流水，不能留有人为的痕迹，要写得自然、浑然天成、无迹可求，小说的妙处在于能将一件平淡的事说得有情致，说得唯美动听、气定神闲。但结构疏淡并不等于随意涂抹、不着边际，相反，仔细品味起来，汪曾祺的很多作品在结构构思上都体现出高超的造诣，只不过作者笔力雄健，有意识地隐去了苦心经营结构的痕迹。他倾向于松散的结构，按照生活本身的样子来组织结构，毕竟日常生活平凡的小事多，惊天动地的大事少。他的《大淖记事》前三节都是叙写大淖的风土人情，第四节才出现人物，笔触信马由缰，却展现了大淖的风物美、人情美、人性美；《受戒》用了大量篇幅介绍荸荠庵的环境和建筑设施，介绍庵内的几个和尚和法事，情节结构和叙述态度都是平淡松散的，不讲求故事的完整性，也不追求人物性格的突出与否，仿佛一首清新的田园抒情诗，作者有意模糊了小说和散文诗之间的区别，却营造了水乡散发着清香的诗意生活图景，令人耳目一新。和谐是汪曾祺崇尚的一种境界，不追求布局严谨和所谓的深刻，力图勾画出世俗生活的本来面目和特有的诗意。 　　二、语言平易，音韵和谐 　　汪曾祺自己给小说下了一个定义，认为短篇小说应该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模样。在汪曾祺的眼里，没有出色的语言，小说就不存在，作品的语言最能见出作者本人的文化修养。在汪曾祺的创作观里，写小说就是写语言，他的小说语言风格是恬淡、简洁、淡雅的，他认为语言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准确、朴素、简单，要使语言生动，句子就不能太长，尽量写短些，能断开就断开，语言必须鲜活灵动，简短的语言才能造就文体的峻洁，这可以说是汪曾祺的心得了。他在《“揉面”――谈语言》一文中说，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