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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治理的逻辑起点：分治与融合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业大国，自西周以来，在黄河流域就产生了大小城邑，就出现了城市与乡村分治的局面[1]；新中国建立以来，用户籍等制度固化了这一治理格局。进入本世纪，政府从国家整体均衡发展的角度提出城乡一体化战略思路，各级地方政府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湖北作为中部省份，在新一轮城市化浪潮中，探索了城乡社区分治与融合的宝贵经验，逐步改善了城乡基层治理结构，对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大有助益。 　　一、城乡分治与融合的区域背景 　　近五年来，我国中西部地区开始了新的一轮工业化、城市化浪潮。在湖北，无论是在超大省会城市武汉，还是在恩施的边远山区，各层级政府都在建立开发区，2011年末，湖北省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农村人口。但是从人口的身份结构考量，湖北总体是待发达地区，2010年人口普查，湖北的户籍人口，而常住人口，全省只有武汉市和宜昌市的常住人口超过户籍人口。这也代表了我国中西部地区基本的人口结构。湖北的城市化水平排在全国十名之后。在传统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如何安放、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现城乡社会的有效治理，是城乡社区面临的共同问题。 　　城乡治理的分治与融合多元趋势明显。增强社会协同，扩大居民参与，构建城乡多元治理结构是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基层治理的有效途径。社区建设在中国是与市场经济相伴而生的社会建设，是目前我国社会的基础性结构；社会各方协同努力，居民参与是湖北城乡社区发展的基本方式；城市社区协同及参与的主要目标是满足居民的生活需求，提升其幸福指数，建设和谐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是进一步解决农民生计问题，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在近年来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的新社区，则兼有满足农民“洗脚进城”的城市新生活的需要，又要解决新市民的生计问题。在湖北省这三大类社区①中，多种多样性、内容复杂性是目前社区发展建设的现状；各级地方政府、企业、志愿组织、居民、农民对于社区建设均抱有较大的热情，创造了多种模式，开展了很多有价值的尝试，社区逐步成为公民积累个人社会资本的基础性场所，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空间。湖北多元主体参与下的城乡社区治理模式在形成之中，居民在社区通过多种参与、交流、分享形式，获得社会资本的积累，在城市生活中获得生存和发展的宝贵资源；初步构建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根据湖北省民政厅《2015年社会服务统计2季度报表》显示，截至2015年第二季度，湖北省社区居委会有4245个，农村社区村委会有25384个。全省共有各类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近三万名，性别比例适中，年轻化趋势明显；建立了100多万人的社区志愿服务队伍，经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有20多万人②。仅武汉市就建立了145个社区志愿者服务中心，1182个社区志愿者服务站，3112支社区志愿者服务队。2010年以来，通过纳入政府“十件实事”或“民生工程”等做法，推动了社区服务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截至目前，全省社区工作服务用房面积在300平方米以上、功能设置比较规范的已达50%以上。社区信息化建设稳步推进，全省社区管理信息系统已覆盖1800多个社区，武汉、宜昌、黄石、荆门等地建立了以城市为单元的社区服务信息网络，开通了“96596”“12343”等社区服务热线，为社区居民提供了方便，同时也促进了社区的发展。目前，社区服务的内容已从传统的福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社会互助服务发展到满足居民各种需求的系列化服务，特别是各地积极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方式，着力推进就业、社会保障、救助、医疗卫生、计划生育、文化、教育、体育、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流动人口管理以及社区安全等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一些地方各地还积极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建设社区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畅通了社区服务信息的供求渠道。 　　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乡融合型社区在治理目标、治理方式、治理组织结构等方面均有较大不同。湖北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基本上形成了社会协同、居民参与的社区治理新型模式，各社区又因地制宜，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治理形式，为全国的社区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二、因地制宜，多方动员社会力量协同建设城市幸福社区 　　湖北省各地在遵循省政府统一指导要求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分类建设，形成了不同的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建设着重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居民的幸福满意度，形成了如百步亭、常青花园、中央花园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农村社区建设着重解决农民的生计问题，帮助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形成了如五山农村社区、七彩花海五里界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还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既要解决生计又要提高生活质量的过渡型社区，形成了襄阳的尹集社区治理模式、武汉光谷佛祖岭模式。 　　（一）传统城市老旧社区以完善社会保障及养老服务为工作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