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启示.docVIP

　　陈其：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启示|第1 ...lunentalities”）[2]和“唯物主义史”。此外，还有研究社会非统治阶级行为的近代化历史学派（modernization history），但侧重点在于解释普通群众在“适应”近代化过程中的“失败”。“激进派”或“左翼自由派”（left-liberal）[3]，则强调下层阶级的斗争和反抗，及其“自主性文化”，但忽视了他们的文化行为有与统治阶级妥协合作的一面。 如果稍加回溯的话，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是意大利历史学家格拉姆奇（Antonio Gramsci）。他在给儿子的信中用简单朴素的语言表达了这派史学的宗旨和目的。他写到：“我想你肯定喜欢历史¨¨¨因为历史涉及到所有活着的人，以及与尽可能多的人有关的所有的事情。世界上的全人类在社会范围内团结起来工作、斗争、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没有任何其他的事能比这更使你高兴。”[4] 20世纪 60年代出现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标志着这一学派的成熟。英国史学家汤普森（E。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是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最大特点是“自下而上地考察历史。”它的研究焦点是长期“沉默不语”的芸芸众生，即广大群众和普通人民的生活、行为和经历、而非传统史学中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方面的精英历史伟业。它认为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和历史活动的变化终将影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它尤其关注社会各阶级关系间的关系变化，特别是被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 新马克思主义在研究历史时，遵循着几项具体原则。第一，它不是孤立地研究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经历，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性的阶级关系和冲突中，自下而上地观察历史。然而它不像某些新社会史学家那样，把统治阶级和上层阶级以及政治完全排除出历史，导致单纯着眼于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第二。它不但强调下层阶级经历的重要性，而且坚持认为他们是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主动参加者，而非被动的受害者；第三，它强调被统治阶级的反抗，但不忽视他们采取的妥协和合作模式的局限性，它对下层阶级抵抗运动的关注，促成了社会主义史和女权史研究的繁荣。[5] （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环形相互作用关系 汤普森重新解释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认为它不是一种线性因果关系，而是一个有机体内环形的相互作用关系。因此，它反对经济决定一切的理论，认为人的精神生活不只是物质生活的简单反映。受他的影响，广大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超脱并修改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诠释，并且限制缩小了经济基础的内涵，使它只包括生产过程中物质和技术的设备；同时又拓宽了上层建筑，把“政治社会”、“市民社会”和“国家”等概念包括进来。 　　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试图用变通的方法分析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时，扩大和深化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反映特定阶级经济利益的思想体系,而格拉姆奇称它为对人人适用的“天生的哲学”（spontaneous philosophy），它包含几个因素：语言—确定的观念和概念的总合；常识（传统的智慧）和“经验主义的知识”；以及大众宗教—民俗。 根据新马克思主义史学，一个特定阶级的成功表现在它在意识形态和经济上取得的主导地位。首先，统治阶级必须占有经济的主导，他们至少必须让群众相信，该阶级的特殊利益代表了全社会的利益。文化主导则表现在：某一社会集团的领袖发展出一种对社会其他集团具有吸引力的世界观，形成所谓的文化主导权（cultural hegemony）。格拉姆奇在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统治（dominance）和被统治（subordination）的问题时提出这个概念，用以表述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说明思想在社会中的功能；阐明财富和权力的分配不均如何通过文化领域受到冲击和保持；指出统治阶级文化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分界只是可以相互渗透的“薄膜”，而非不可逾越的鸿沟。被统治阶级对统治阶级强加给社会生活的总方向，产生一种“自发的满意”；这个“满意”具有历史性，建立在统治阶级在生产领域享有的特权之上。然而，依据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解释，“主导权”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不是统治阶级的封闭体系，因此为敌对文化的表达留有一定空间。 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还认为，被统治阶级在受害的情况下可能会分享一种半意识的共谋关系（plicity），这是文化主导权概念的核心。统治阶级保持文化主导权方方法是：首先，赋予合法象征物以永恒性；其次，充分利用统治文化中的各种成分，包括价值观、规范化、观念、信仰、感情和偏见。所有这一切都维护和解释了现存的物质分配及其制度，使被统治阶级产生统治阶级具有合法性的深刻信念，从而达到“满意，”去主动地支持现存秩序。此外，“群众中的个人”（man-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