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振忻城壮锦发展之路的思考.doc

重振忻城壮锦发展之路的思考 摘 要：壮锦是中国四大名锦之一，忻城壮锦是广西壮锦中的精湛之作，曾经作为贡品晋献皇宫。当今，忻城壮锦面临着严峻的传承危机，如何打造出自己的壮乡特色品牌，打破在生产技改、营销思路等方面的瓶颈, 振兴忻城壮锦产业来促进当地经济的蓬勃发展，对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增强民族自尊心起到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重振；忻城壮锦；发展之路；思考 广西壮锦和南京的云锦、苏杭的宋锦、四川的蜀锦一样并称为中国四大名锦，忻城县是广西壮锦的起源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忻城壮锦曾经是广西壮锦中的精品，研究忻城壮锦民族文化，应该注重从壮锦自身发展的内因和外因来分析。 忻城壮锦的历史渊源 （一）忻城壮锦的产生 有文献记载，壮锦始如宋代。宋末年间，王朝需要“绸绢纳布丝锦以供军需”，吕大防在四川设“蜀锦院”，当时有大量的蜀锦运来广西，再由广西输口出外。壮族人民很快接受了蜀锦的工艺，著名的壮锦也就应运而生。①壮锦工艺特别接受了蜀锦基础工艺的影响，得到长足发展，从而壮族的手工纺织业得以神速发展。 通过各种文献资料的比较和民间传说故事的分析，忻城壮锦已有悠久的历史，对文化源头，可以追溯到宋时左右江一带的同一时段，为何即时的文献资料没有忻城的壮锦记载呢，笔者认为：广西壮锦是继宋锦、云锦、蜀锦后来之者，当时四川成立蜀锦院，影响较大，广西右江地区水路畅通，信息传递较快，尽管资料来源不多，但总算录入文献；而宋时山城（即现在称“忻城”）地处崇山峻岭，属粤西地带，水陆交通不便，文人墨客难以涉足，忻城壮锦资料信息难以向外传递，就出现了时间段信息的空白。明清时期，忻城壮锦生产从规模上、质量上胜于右江以至忻城周边地区，有压倒群芳之概，欣欣向荣的织锦工艺较早打开市场，为众人所瞩目，这与土司衙门以积极的态度予以培植是分不开的。 （二）忻城壮锦与土司 忻城壮锦前称“土锦”， 土司制度终覆后，“土锦”才改称壮锦。忻城壮锦的生产，宋元时期还处于稚形，明清时期才到了鼎盛时期。莫氏世袭土司统治时期，土司将土锦织作发展成为土民谋生的一大产业。明时从衙门至各里堡的子民百姓都认真从事织锦行业，形成了“男耕女织”的高潮景象。《庆远府志卷十七·人物志》称“忻城壮郎人士，男能耕，女能织土锦，颇如梳栉”。②几乎是每妇人均会织锦，每户皆有壮织机。作为土司衙门，多位土官夫人勤劳织作“纺织之劳身躬为之”；第十二任土司莫恩志之妻覃氏“率衙署侍婢勤织终年，使衙署内老小穿戴不费一钱”。举人莫欺的一首竹枝词描述了即时的织锦景象：“十月山城灯火明，家家织锦到三更，邻鸡乍唱停梭后，又听砧声杂舂臼声”。莫震原名莫欺（1772-1848年），晚清广西诗人，系土官莫镇威第五子莫志年第六代之孙。②诗人对山城（即忻城）十月夜间的描述中，织锦的规模露于笔端。清代的忻城仅仅是一排街，一百五十余户人家就有上百余台织锦机，有织锦机的户数超过80%以上，土锦的纺织规模达到最高。 （三）忻城壮锦的发展 土锦生产发展之快，究其原因，一是质量达成一定的档次，它已从最初的单一色彩向多姿多彩的色彩过渡，土民利用当地植物和有色土来进行染色。红色用土朱、胭脂花、苏木，黄色用黄泥、姜黄，蓝色用蓝靛，绿色用树皮、绿草，灰色则用黑土、草灰。用土料搭配可染出多种颜色。以棉纺细纱为经，五光十色的丝线为纬，土锦的色彩更加瑰丽；二是在图案上从原来单一的几何方格型发展成各种花纹图案，主要有二龙戏珠、花卉、各种动物等20多种，为土锦成为商品提供了有利条件；三是土锦得到广泛利用，纺织的被面、褥面、背带芯、背包、挂包、围裙等，大量的精品除了当贡品贡奉朝廷之外，成为商品进入市场，四是形成编织壮锦是每个壮族妇女必不可少的“女红”，也是衡量一个妇人能力的标准，同时壮锦是嫁妆中的不可或缺之物。这些都促进了土锦纺织业的快速发展。 忻城壮锦的社会影响 忻城壮锦是壮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它不仅可为我国少数民族纺织技艺的研究提供生动的实物材料，还可以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纺织史增添丰富的例证，忻城壮锦为忻城乃是广西争得了很多荣誉。 民国25年，忻城县城厢中和街壮姑罗氏，她织的“狮子滚球”、“双龙戏珠”在全国手工业品展览会广西梧州展销会上被评获甲等奖；1985年7月28日-1988年11月25日，联合国专家学者先后七次到忻城，考察壮锦生产，拨给52万元筹建广西忻城壮锦厂；1988年8月，壮锦厂副厂长蒙如君女士参加了国家民委组织的中国少数民族手工艺品技术交流访问团到日本访问，访问期间，向日本人民传授忻城木制织锦机织锦技术；1992年，国家对外贸易部又将忻城壮锦送日本冲绳那坝市参展；1999年，在广西区博物馆的协助下，忻城的两架壮锦竹笼机被征集到日本大阪市国立市博物馆，为该管收藏品。忻城壮锦成为两国友好使者，为推动中日人民的文化交流，促进中日民族的友谊起到桥梁作用，忻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