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国际平的新安全观.doc

缔造国际和平的新安全观 人类曾经历无数次战争，最近100年更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40年冷战对峙的磨难。历史证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以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和平。人们普遍要求摒弃旧的观念，以新的方式谋求和维护安全。 １９９７年４月２３日，江泽民同志在俄罗斯国家杜马发表的演讲中，向全世界系统地阐明了我国关于维护国际安全的基本主张：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一切分歧和争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 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繁荣。这些主张反映了世界人民的愿望，构成了新安全观的基本原则。在１９９９年３月２６日日内瓦裁军会议上，江泽民同志首次明确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他指出：“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国际和平的经济保障。”在２００１年７月１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８０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再次强调了“新安全观”的思想，提出“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江泽民站在时代的高度，从国际战略的全局出发，依据我国的历史和现状，把国家安全置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分析之中，提出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 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与时俱进，在制定和实施新的国际战略思想方针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新的国际政治文明观念。新安全观与旧安全观不同，它彻底摒弃了冷战思维，是适应时代需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新型安全主张，它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成就。新安全观在推动国际反恐斗争和全面开拓国际安全合作方面，具有重大的战略指导意义，并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周边与国际和平环境、推进“三大历史任务”的实现，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同时，也必将对21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产生更加积极和深刻的影响。 一、安全观的转变与国际形势发展趋势相一致 一般认为，安全观是指人们对安全问题的主观认识，它是对安全的主体、安全的目标、安全威胁的来源、维护安全手段的综合判断。 从历史上看，影响一国安全观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包括地缘政治、安全观的哲学或文化经验、国家的利益追求对安全的要求、国际体系或国际安全结构对它的影响、敌友关系的判定与安全环境、以及国内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党派的作用等。 20世纪下半叶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两极对峙中的安全观而言， 主要表现为对抗安全观、集团安全观、单边安全观和绝对安全观。这种种安全观都是以冷战思维为特征的。这种安全思维，强调一切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划线，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异同区分敌友；强调安全是一种对抗性的非得即失，你得我失的“零和”关系，认为对方的安全就是自己的不安全，别人的强大就是对自己安全的威胁，特别是与自己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如果强大则是最大的危险；强调获得安全的可靠途径就是通过无限扩张军备或强化军事同盟来提高自己的安全系数；强调最大限度地扩大单边军事能力，建立绝对的军事优势以获得绝对安全的地位。在这种安全思维或安全观念的支配下，两大相互敌对的军事阵营之间竞相开展包括核军备竞赛在内的全面军备竞赛，双方都力图取得对对方的绝对军事优势，都力图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对方的不安全之上。结果，这种安全思维不但未能带来和平与安全，反而造成越来越严重的不安全。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推进，使全球性问题引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越来越成为人类社会安全面临的重要威胁。非传统安全的出现，不但改变了各国对安全威胁来源的判断，促使各国对自身的安全战略进行调整和重构，而且也使安全研究发生了形态的转变，催生了新型安全观念的出现。然而，在安全的主体、安全的内涵和维护安全的手段等方面，各国政府和学术界却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在安全的主体上，西方学者认为人类的安全而不是国家的安全应该成为安全关注的重心。在理论倾向上，出现了轻视国家安全主体、重视以人的安全为关注点的人类安全和世界安全主体的趋势。在安全的内容上，认为与民族国家的利益、生存和权力相比，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自由市场、道德规范、人的认知变化等更为重要。他们认为国家只是安全的手段而不是最终目的。在维护安全的手段上，西方国家以合作安全为名，行干涉内政之实，以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