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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晋江鞋企和晋江品牌提升 晋江的政府与企业都已经开始意识到那些商业之外的因素对于商业的意义之所在，晋江企业和晋江品牌的提升，到头来离不开晋江这个城市的升级，而这种升级绝不仅仅是要让晋江成为一个更好生产的地方(这一点上晋江已经相当成功)，同时也是一个更好生活的地方。 跟福建的很多地方一样，晋江并不富饶的土地上曾经只能出产地瓜与花生，后来又多出了一样——品牌。 放眼全国乃至全球，恐怕再也难找到晋江这样品牌遍地丛生、肆意疯长的地方，单说运动鞋与茄克衫这两种商品，年销售额超过10亿数量级的就能数出好几十个牌子，年销售额在亿元以下还不太出名的小品牌更是多不胜数，用劲霸副总裁连进的话来说，在晋江做个牌子，“随随便便”也能卖个上亿。所以这个直到1992年才撤县立市、占地面积还不到650平方公里的小地方(至今仍然是县级市)，仍然有充足的底气堂而皇之地树起“中国鞋都”、“世界茄克之都”乃至“中国品牌之都”的招牌。 不过，繁多并不意味着高品质，密集也不一定就能保证可持续。尽管这些晋江的大小品牌们现在看上去还并未受到外部大环境不景气的负面影响，仍然处于高速成长之中，但它们毫无疑问已经开始感受到来自自身内部阻碍继续成长的阻力，尤其是对那些在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来说，比如茄克衫里的劲霸、七匹狼与利郎等等，运动鞋里的安踏、三六一度与特步等等，突破这种自身成长阻力的挑战尤其迫近。 无论是动力还是阻力，都和晋江这个地方本身息息相关。晋江在几十年发展历程中围绕服装与运动鞋产品所形成的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链与协调的产业集群环境，在产品的制造环节无疑奠定了巨大的规模经济优势。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晋江企业选择将品牌建设作为经营的重心，原本基于生产的城市架构与不具备优势的文化氛围就开始显现出它的限制与弊端，要知道，晋江的主要品牌生产的不是闹钟与毛绒玩具这些凭借低价就能取胜的产品，而是注重时尚与个性化的服装消费品。 夯实晋江产业基础的向心力与转换发展空间的离心力同时并存，无论是留守还是出走，理由似乎都同样充分。实际上，两家惯于先行的企业已经带头迈开了走出晋江的步伐，劲霸男装已经将包括研发设计、市场营销与经营管理等几个中心智能部门在内的劲霸公司营销总部从晋江搬到了上海，安踏公司则把运营中心搬到了晋江邻近的厦门市。甚至“去晋江化”也开始成为晋江企业家们的话题之一。 表面上看，这种企业外迁的冲动主要是源于税负的不均等。不用说上海等一线城市，厦门在企业所得税上几个点的优惠，也足以让那些利润率挣扎在零附近的企业趋之若鹜。但将眼光放长远一些，税负不均只是一时一地的事情，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晋江这个地方对于晋江品牌的容纳与支撑是否已经达到了极限，作为地域品牌的晋江还能够推动晋江品牌们的前行么? 软资源的硬成本 晋江经济发展局副局长林永红给记者讲了一个故事。一位晋江本地企业家从北京雇了一个高端人才过来，但这个北京来的人才做了一段时间后整天有些闷闷不乐，企业家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说这边除了工作还是工作，生活质量太差，没有什么休闲娱乐。企业家于是宽慰他说，休闲娱乐好办，让我带你去，然后企业家开着宝马载着人才来到了一家KTV，买了两瓶蓝带啤酒，一人倒上一杯干掉，这就是晋江的休闲娱乐了。 这故事也许有点夸张，但描述的问题却是实实在在的。尽管晋江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是福建最为富裕的县级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也排名前列，但这座城市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文化娱乐生活等方面却远远落后于它的工业产值，呈现出极不协调的面貌。这种城市建设相对经济水平发展的滞后对晋江企业的第一代本土创业者来说，也许并不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采访中我们发现，不少晋江的第一代创业者们仍然保持着极其本色的生活方式，他们衣着简单随意，吃、住都在自己创办的工厂里。 但这种生活作风毕竟只是他们个人的选择，不可能作为一种要求来对待外来的职业经理人与高端专业人才。这些人在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涯时，必然会考虑到大量个人待遇之外的因素，比如家属的安置、自己的知识充电以及生活的乐趣等等，这些晋江城市现在处于供应短缺的非物质条件，只能由企业通过支付工资溢价来进行补足。 类似上面说的那个小故事肯定具有相当的戏剧性，实际上，它的后果早已经在劳动就业市场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长期以来，晋江企业雇佣职业经理人与高端专业人才的人力成本明显高于市价，很多晋江企业在招徕这些外来人才时，待遇需要提高到其他地方同行的两到三倍;甚至包括工人们住的宿舍、食堂与活动场所等，晋江企业也需要一肩挑，这跟以前“国企办社会”的现象着实有些相似。在其他地方，这类非生产性的配套资源至少有一部分可以被公共投资所消化掉，但在晋江企业几乎需要独立承担，如果这类成本高到一定程度的话，就可能足以抵消晋江通过产业集群现象形成的制造成本优势。 但现在想要改变这个局面却并不容易。由于晋江走的是一条自下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