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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地方财源和有效中央转移支付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谢谢王书记，非常感谢中改院再次邀请我参加国际研讨会。过去15年中改院这是第59次举办国际论坛。过去15年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共同讨论一些现在在改革发展当中的一些重要的问题。今天我这个讨论着重集中在我们的主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当然主要是中央与地方在提供公共物品、履行政府职能这方面的关系，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不可避免的要处理这种关系。第一大政治关系其实就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刚才科勒德克先生说欧洲、东欧的国家可以在地方的腐败还是中央的腐败之间来选择，中国这么一个大国必须做分权，必须做地方化。中国的历史两千年前是像欧洲一样的自治体，一些地方的公国，但是后来统一了，两千年前就统一了，因此中国有了两千年的中央集权制的历史，这比四十年、五十年的计划经济的传统更严重、更重要、更有持久性。同时中国在走向市场化，市场化本身是一种分权制的体制，不可避免就要实行分权制。中国在过去60年的时间里面，1949年以后也是经常分权、收权、分权、收权这样的循环当中不断的改变政治体制。而我们这二十几年的现状是大量的分权已经实行了，同时又有一定的中央集权，我们事实上有两种，同时既有了分权又有了集权，这是我们的一个现状。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一步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怎么使中央地方关系更有利于提供公共物品来履行政府的职责。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的是，我们要充分肯定这二十几年来，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起的作用，中国的分权制，地方之间的竞争，对中国改革发展的作用。现在一开中央地方研讨会，主题都是批判地方政府，我们媒体一些学者，一讲这些问题都是地方政府不好。拥有一定自治权的地方政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分权制的这种办法，包括财政的分权制在促进中国的发展当中，各地方利用本地的资源，本地的动力，对中国的经济的增长产生的巨大的推动，对改革的产生的巨大的推动，因为你要竞争，要竞争增长，因此必须改进你的制度，必须去在各种制度中选择最好的，选择最有利于你的经济增长的。然后我们有了分权制，有利于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地方的创造性，实际上，在80年代以后的很多改革都是地方创造出来的，中央把它适当的规范化普及到全国，成为全国的改革措施，很多改革是自下而上，从地方做起的。这当中大家批判的GDP起了重要的作用，为什么一定程度上GDP指标起作用，大家追求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这样的一种动力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现在地方政府很多的问题都是基础设施建设引起的，支出也是用于地方基础设施建设，但是这也是公共服务的硬件，城市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种公共品的供给。政府的职能之一，政府的职能既是要提供软的公共品，包括社保，包括医疗包括我们各式各样的问题，但是这些硬件一样是公共品。在过去更多的对于这方面进行重视，而忽视的其他的一些公共品的提供，这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GDP指标，完全忽视了其他的指标当然不对，但是并不否认GDP仍然是重要的。最大的差距我们仍然是一个贫困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包括公共品的提供得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收入，我们谈支出的时候要想想我们的收入在什么地方。过去是忽视了其他的指标，这是我们要纠正的，但是并不否定发展的初期这些硬件与收入的增长从中央到地方都是需要追求的。这个问题也不能怪地方，是中央的问题，是中央用这个指标在考核，确实是中央设定的目标。发展是硬道理，今后中国发展起来是硬道理，需要大力加强经济建设。我们认识到，过去忽视掉的很多东西我们现在可以进一步改进。但是，中国过去在中央集权下进行分权制，作为改革的一个特点，中国特殊的一种结构，我觉得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应该是一个有利的推动因素而不是负面的因素。 　　这种集权制与分权制产生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我想确实是因为这种分权制不是一种所谓的联邦制，是中央集权制下面的分权制，什么含义呢？就是地方政府主要面对中央政府，主要的考核指标在中央手里面控制，官员升迁由中央政府来决定，对上负责的这种机制起了主要的、相当重要的作用，我不是说地方政府都为中央政府，很多地方政府要为地方的民众谋福利的，它的目标函数里面是包含了地方的利益,但是中央考核这件事，对中央负责这件事的起了重要的作用，地方的民主制更多的怎么为地方的利益，各方面的诉求，包括社会，包括环境，包括除了经济增长之外的很多东西，当地方产生需求的时候，我们这个机制往往在这样一个中央地方关系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很容易忽视，很难在这种地方的利益制衡当中取得一个平衡。当然这在一定意义上也要看到它的经济作用。地方的制衡，有的时候地方的一些利益群体，可能他的诉求是更加偏离一种均衡的发展，可能是更加忽视环保，可能是更加忽视社会公平，可能是更加追求经济利益的增长。如何在这样一种体制下使得全国的公共目标与地方的利益相结合，这确实是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