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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不会忘记承诺--在北大法学院100周年庆祝大会上致词(04.3) 不会忘记的承诺——在北京大学法学院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致辞 作者：朱苏力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校友，老师们，同学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庆祝北京大学法学院100周年，庆祝中国现代法学教育100周年。 　　1904年1月13日，清政府批准了张之洞等人修订的《奏定大学堂章程》，把法律学正式列为十种“专学”之一。尽管此前京师大学堂以及外地的一些学堂都已先后开设了一些法学课程，作为政治系内的一个专业，也尽管京师大学堂法律门的正式招生是在5年之后，但今天看来，1904年却是中国法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标志着法学成为一个单独的学科，现代法学教育在中国的正式确立，它还意味着学术的变迁，社会对知识类型需求的变迁，学科体制的变迁；但最重要的是，她意味着面临着“数千年未见之大变局”，整个中国社会不再可能按照“三纲五常”的传统伦理体制来治理了，中国已经开始、也必须寻找现代的政治与社会治理方式了。 　　但是，应当说，在过去的100年里，法学与法学教育所起的作用并不总是那么辉煌，在很长时间内甚至颇为暗淡。她有许多先天的不足：它最初主要是移植的产物，因此和当时的中国还缺少亲与力；她最早是在“仕学院”或“进士馆”中传授，因此作为一种科举仕途的替代并和传统的官僚体制有更强的联系；由于没有一个有需求的市场以及强大的法律职业，她缺乏职业知识的根基；它诞生于马关条约、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之后，因此有很强的“变法图强”的影子，但它又没有能够避免或延缓中国的衰败，甚至加快了王朝的覆灭；而从那之后持续了100年的中国一系列以变法、维新、战争、革命与改革为标志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变革，从另一层面看，也不时扭曲、湮灭、中断或至少是不那么有利于法学与法治发展。但它毕竟延续下来了；而且正是在经历了这些激烈、重大、深刻且全面的社会变革之后，中国基本完成了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历史性转型，中国的法治才有了真正坚实的社会根基，中国的法学才有了有生命力的附着。特别是在过去的25年里，随着中国进入了一个长期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对法学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国的法治、法学教育与法学研究终于迎来了一个世纪来最为迅速、全面的发展。 　　持续百年的北京大学法学教育见证了这一历史变迁。她是中国法学的一个缩影，她的荣辱兴衰也提出或重申了一系列值得我们今天反思与铭记的有关法学、法治和社会的基本命题。 　　因此，我们应当感谢这个天翻地覆的世纪，感谢这个自强不息的民族，正是对于民主法治的要求，正是对于民族振兴的渴望，才有了北大法学院，才有了今天遍布祖国各地的现代法律人。我们感谢那些已经故去的、甚至已记不起他们的名字的法学前辈，我们感谢曾在与正在北大法学院服务过的全体教职员工，在风风雨雨的路途上，他们以各种方式坚持着、努力着、呵护着、传递着这燃烧了一个世纪的法学薪火。我们感谢从法学院走出去的一代代追逐理想又脚踏实地的法律人，正是他们——包括今天在座的校友——以自己也许是平凡的实践，才使得今天的北大法学院可以以他们或你们为自豪。 　　我们感谢世界与全国各地的兄弟法律院校，它们不仅曾为北大法学院培养、输送了许多优秀的教员；并且，即使是它们的存在与竞争，甚或是对北大法学院或教员的各种形式的与各方面的批评，都是北大法学院发展的动力，使得北大法学院有了她发展的参照、标准与模范，甚至，也才有了对手——而没有英雄作对手，又怎可能锻造英雄？我们还必须感谢北大的各个院系，这个学术的共同体滋养了曾经“幼稚的法学”，才使她如今成了燕园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的院系之一。 　　我们必须感谢无数的学生——不仅是那些进入了而且并特别是那些没能进入北大法学院的学生——的家长；一年又一年，走过南方泥泞的田埂或北国低垂的星空，他们送来了自己抚育多年的宝贝儿女，让我们挑选，北大法学院因此获得了她持久的青春活力，更把她的根系深深扎入了这块土地。当然，我们还要感谢以各种方式关心过、支持过北大法学院的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无数的组织、机构与个人，感谢他们的在此不可能一一历数的、长年累月的、也许是细小微薄的帮助。而正是这一切，才塑造了这所属于整个中国的法学院。 　　100年来，无论是在清末的变法维新中还是在争取独立自由的解放运动中，无论是在新中国建设还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无论是在历次新中国宪法的制定、修改还是香港基本法的制定、解释中，无论是在审判“四人帮”的重大事件还是依法治国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在法学教育还是在法学研究中，无论是在边疆的基层法庭还是在一些重要的国际法院中，都活跃着北大法学院教师与校友的身影。我们的校友已遍布中国，乃至海外，在各行各业承担着重要职责，他们已经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与中国法治事业的栋梁与骨干。我们有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