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上作用.doc

略论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上作用关键词 疫病 解毒法 治疗应用 中医学术发掘 中医治疫源远流长，经验十分丰富，究其治法，大体包含祛邪与扶正两大方面，其中解毒之法，堪称是祛邪法中重中之重，常贯穿疫病治疗的始终。 1 毒邪在瘟疫发病学上的地位 毒邪与瘟疫发病的关系，《素问遗篇#8226;刺法论》对疫病的预防早就提出要“避其毒气”，可见已将毒邪的侵袭作为瘟疫发病的主因。汉#8226;张仲景《金匮要略》所列“阳毒”、“阴毒”之病，从其“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等症状来看，现代不少医家认为是属于瘟疫范畴的病证，如国医大师何任教授指出：“阴阳毒病，乃疫疠邪毒由口鼻侵入人体，直中营血而出现肌肤发斑、咽喉疼痛等症候的病证。”著名中医学家潘澄濂研究员认为是指发疹（斑）一类急性传染病如猩红热、败血症等。仲景以“毒”名之，寓意深刻。晋#8226;王叔和《伤寒例》尝谓：“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即是将“寒毒”作为导致伏气温病（含温疫）的基本因素。《诸病源候论》对时气病（指能引起流行的急性传染病）的病因，大都责之于“毒气”所为，如“时气疱疮候”中说：“热毒内盛，则多发疱疮，……若根赤头白者则毒轻；若色紫黑则毒重。”宋#8226;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指出：“天行之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突出了“毒”在疫病发病学上的重要地位。 明清以降，温病瘟疫学说有了很大发展，对其病因的认识，更有突破性的进展。如明#8226;吴又可《温疫论》倡导“戾气”（疠气、杂气）致疫学说，指出：“天下秽恶之气，至疫则为毒极矣。”而戾气毒性的强弱，又决定着病证的轻重缓急，如说：“因其毒甚，传变亦速”、“热伤津液，此疫毒之最重者。”并强调疫病流行之微甚，关乎“毒气所钟有厚薄也”。清#8226;邵登瀛《瘟毒病论》继承了吴又可的病因观，谓“疫感天地之疠气，故有大毒”。又说：“毒轻者愈，毒化者亦愈，毒重者危，毒陷者死。”尤怡《金匮翼》再次强调“天地之疠气也，最为恶毒”。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也说：“杂气者，非湿、非暑、非凉、非寒，乃天地间另有一种疵疠旱潦之毒气。”以上三家对疠气的性质均以“毒”视之，可谓深得吴氏的精蕴而又有发挥。余霖《疫疹一得》更直截了当地指出“瘟即曰毒”。陈耕道《疫痧草》在论述烂喉痧的病因病机时说：“疫毒自口鼻吸入，……着于肺胃，肺主咽喉，故疫痧多见烂喉也。至于神昏，其疫毒已陷心包。”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将霍乱的病因归咎于“臭毒”，而臭毒之产生，乃“人烟繁萃，地气愈热，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使然。由是观之，医家对瘟疫发病与“毒”的关系，可谓代有阐发，其理益明。 2 解毒法在疫病治疗上的意义 基于上述，中医治疫历来注重解毒。如仲景《金匮要略》以升麻鳖甲汤主治“阴阳毒”，方中主药升麻，《神农本草经》谓其“主解百毒，辟温疾瘴气邪气”。可见本品功擅解毒疗疫。受其影响，唐宋时期治疗温病瘟疫的不少名方如《外台秘要》地黄汤、七物升麻汤，《伤寒总病论》知母石膏汤、石膏葱白汤，《阎氏小儿方论》升麻葛根汤等等，其组方中均用升麻。金元时期，温病学的开山鼻祖刘河间治疗温病（含温疫）很重视清热解毒，所制防风通圣散有显著的清热解毒之效。王孟英盛赞“刘河间创立清热解毒之论，有高人之见，异人之识，其旨既微，其意甚远”。明清时期，运用解毒法治疗瘟疫有了重大进展，邵登瀛《瘟毒病论》专列“疫重解毒”篇，强调“古人治疫，全以解毒为要。”诚得治疫之真谛。这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喻嘉言《尚论篇》明确指出治疫“急以逐秽为第一义。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其解毒之法，于上、中、下三焦之病证，一以贯之。迨余霖《疫疹一得》出，更把解毒的理、法、方、药推向极至，创制清瘟败毒饮熔白虎、黄连解毒、犀角地黄三方于一炉，其清热解毒之功效卓著，治验多多。据余氏自述：“乾隆戊子年，吾邑疫疹流行，初起之时，先恶寒而后发热，头痛如劈，腰如被杖，腹如搅肠，呕泄兼作，大小同病，万人一辙。有作三阳治者，有作两感治者，有作霍乱治者，迨至两日，恶候蜂起，种种危症，难以枚举，如此而死者，不可胜计，良由医者固执古方之所致也。要之执伤寒之方以治疫，焉有不死者乎？是人之死，不死于病而死于药，不死于药而死于执古方之医也。疫症乃外来之淫热，非石膏不能取效。且医者意也，石膏者寒水也，以寒胜热，以水胜火，投之百发百中。五月间，余亦染疫，凡邀治者，不能亲身诊视，叩其症状，录方授之，互相传送，活人无算。癸丑京师多疫，即汪副宪、冯鸿胪，亦以予方传送，服他药不效者，俱皆霍然。故笔之于书，名曰清瘟败毒饮。”又林?琴《类证治裁》概括前人治疫经验，一言以蔽之曰“总解温热时行内外热毒”。可谓言简意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