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及其使命.docVIP

试析现代新儒学发展历程及其使命［摘　要］历史地看，儒学曾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但由于其自身的建构和历史发展的局限，濒临消亡的遭难。负有救亡使命感的现代新儒家继绝开新，历经三代四群，诠释儒学精要，援引西方哲学构建儒学形而上的系统，使得儒学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有了话语权。而文化的全球化也为儒学的复兴带来了契机。 ［关键词］现代新儒学；三代四群；困境；使命 ［中图分类号］Ｂ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2-0041-07 儒学在传统中国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从个人和家庭的伦理到国家的典章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儒家原则的支配。从长期的历史观点看，儒家的道德意识形态为传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超稳定系统”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然而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等等，特别是日本维新，取法西方，不过二十来年的时间，一跃而为“列强”之一的事实，使得中国的儒生对西方的制度和思想不得不进行深入的思考，儒学的中心地位发生了动摇。1905年清廷科举的废止令儒学由中心退到边缘，1912年满清的覆亡，则为“制度的儒家”画了句号。然而“儒学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了。但从另一方面看，这当然也是儒学新生命的开始。”［1］187 一、现代新儒学的形成 在20世纪20-40年代，随着西方文化的强劲冲击，儒学向何处去成为了一个时代问题。当时所流行的一是科学主义思潮，一是辩证唯物论思潮。这两股思潮虽有诸多不同，但却一致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强烈地阻碍了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在种种内因外缘的共同作用下， 1919年，在中国出现了以“科学”与“民主”为主题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现该主题的前提就是“打倒孔家店”、彻底颠覆以儒家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对这两种哲学思潮的共同冲击，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一批学者以复兴传统儒学为目标，以兼容西方哲学为助援，在儒学之概念和义理方面进行了诸多理论创制。由于其理论创制的相通性，这些学者被后人称为一个学派—现代新儒家，其思想称为“现代新儒学”，新儒家应对时代问题时的理论展开，因此所谓现代新儒学也即是指“现代”这一时间概念意义上的儒学。 对于中国现代新儒学的起点，学术界一般认为始于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该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为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和张君劢四人［2］7.75。其成立的明确性标志为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在《民主评论》和《再生》杂志联署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一文。然而现代新儒学作为一个思潮则如澳洲学者梅约翰（John Makeham）所言，“是倒溯回去建构出来的结果。”［3］ 1986年11月，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七五”规划会议上，将“现代新儒家思潮”确定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之一，由方克立、李锦全主持。随后，方、李联络国内高校、社科院系统十多家单位的有关人员组成课题组，从而正式拉开了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工作的帷幕。 1987年9月10-12日在安徽宣州首次召开全国现代新儒家思潮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最初根本不知道谁应该包括在这个思潮里面。经过广泛讨论，首先确定了一个十人名单：梁漱溟、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钱穆、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后来老一代又补上了马一浮，较年轻的一代则加上了余英时、杜维明、刘述先，最后还补上了成中英。”［4］169 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作有：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究元决疑论》、《唯识述义》、《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理论》、《朝话》、《中国文化讲义》、《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论六经》、《原儒》、《体用论》、《明心篇》、《佛家名相通识》、《乾坤衍》等，马一浮的《泰和宜山会语合刻》、《复性书院讲录》、《尔雅台答问》、《尔雅台答问续编》、《濠上杂著初集》、《蠲戏斋诗前集》、《避冠集》、《蠲戏斋诗编年集》、《老子道德经注》、《蠲戏斋佛学论著》等，张君劢的《中国与欧洲的人生问题》、《人生观之论战》、《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明日之中国文化》、《义利学十将纲要》、《儒家哲学之复兴》、《中国哲学家—王阳明》、《中西印哲学文集》、《新儒家思想史》、《中国专制君主之评议》等。在现代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的著作中，我们能感受到他们的忧苦和自信，但还看不到有条理的统续，他们的归宗亦不尽相同。直到牟宗三，才把上一辈的寻找“源头活水”变为“接引活水”，从时间的意义上提出儒学发展的三期论。牟宗三说：“今天我从历史上纵贯地把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讲一讲，即讲儒家学问三期的发展，使大家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大体的了解。这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