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与外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PDFVIP

2015 年第1 期(第30 卷)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 1 2015 (Vol． 30) 国情研究 内与外: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 关 凯 摘 要: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国家为中心，在维护国家统一和尊重少数民族特殊性之间采取的 一种妥协性制度，是现代中国民族— 国家体制建设进程的产物。基于民族区域自治，文明帝国的“藩属”成 为民族— 国家内部的“边疆地区”。 国家优待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将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人口整合进现 代语境下的国家“大一统”政治格局。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历史局限性，既承认、容 纳和适应了文化多样性的现实，也固化了族群边界，并受到国家政治、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等多种因素的 制约，在实际运行机制上制度效能有限。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国的民族— 国家建设所面临的内部和 外部条件发生了结构性变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正在遭遇一系列的挑战，面临一种不确定的演变前景。 关键词:内与外; 民族区域自治; 民族— 国家; 民族主义; 中国语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民族政策:战略、挑战与前景”(09BMZ001) 作者简介:关凯，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北京100081) DOI:10.13613/ki.qhdz.002288 在中国的民族政策体系中，民族区域自治是核心制度安排之一。作为一种由宪法规定的政府制 ① 度， 民族区域自治突显了现代中国政治版图上的族群多样性。然而，这个制度之所以在中国出现， 不仅来源于中国的族群多样性本身，也同样植根于特定的价值观与政治学说、具体的历史语境以及国 家建构与治理的技术性条件。实际上，无论是理论起源还是实践演进，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理 解，并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个制度本身，而是需要将观察的视角投射到一个更为辽阔的政治、历史与知 识生产的时空背景之中。 中国是一个从古代文明延续至今的实体国家。然而，无论是国家体制还是文化结构，现代中国的 国家起源，既包含了历史传统的延续性，同时也恰是这种传统断裂的产物。近代以来，欧洲殖民主义 和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中华文明受到西方现代性文明的强烈冲击。从晚清到民国，伴随着西学东 渐以及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家崛起的强烈刺激，一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受到民族— 国家观念的影响，激烈 批判文明传统，激进投身于革命运动，将源起欧洲的民族— 国家体制视为中国“救亡图存”不二的制 度选择。但是，在建立现代国家制度的政治实践中，民族— 国家体制始终与中国的文明传统与社会文 化底色有种“水土不服”的疏离。尽管1911 年中国在政体上成为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但无论 是从疆域广度还是文明特性上来看，今日的欧盟，而不是西欧那些典型的民族— 国家，与中国相似的 程度反倒可能更高一些。无论如何，在后帝国时代，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中国不得不在历史基 础和现实条件的种种约束之下，不断探索如何建设自身的民族— 国家体制，并在这种体制下保持承袭 自帝国的疆域、包容内部的多样性。从民国初期的“五族共和”到1927 年之后国民党政权的“三民主 义”(国族主义)，这一努力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初步宣告成功。上个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重建了国家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条第三款:“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参 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全编》，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 年，第3 页。 ·16 · 关凯:内与外:民族区域自治实践的中国语境 政治“大一统”格局，最终形成了以民族区域自治为中心的一系列民族政策。 在处理内部多样性的问题上，现代中国建设与完善民族— 国家体制的探索与努力，并未终结于 1950 年代确立的，至少在理论和形式上仿效苏联的国家制度。无论是从1957 年到1976 年频仍发生 的各种政治运动(这些运动既制造了社会混乱，也促进了边疆社会结构的国家化)，还是改革开放后 发生的以市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型(这促进了城市化、人口流动和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 结构的生成)，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基本政治制度之一，其实际运行的环境与机制不断发生变化。 尽管1984 年颁布实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在法律意义上进一步强化了这个制度，但在实践意义上， 民族区域自治实际的制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