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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散文及美 论余秋雨的散文和美的共生性 当代文坛群星璀灿，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余秋雨的散文却恰似一株奇葩傲立苍穹，格外引人注目。在这样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余秋雨用其生花妙笔，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深的美学造诣营造出了凝聚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瑰丽的自然世界，构建了其独特的艺术美感基调。他将散文艺术有机的融合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史学当中，深入浅出的将深奥的历史文化展现于世人，表现出了一种历史浓郁的厚重感和沧桑感。他的散文是澄澈精致、万物溶情的，同时也是兼收并蓄且耽思旁讯的，这是一种知识的积淀、理性的升华，它可以启人心智、教化人伦。余秋雨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者，传统的文艺美学思想也沉积至深，这使的他的作品不仅有一种浓厚的文化的气息，同时也有一种如兰如芷的沁人心脾的清香气味，这种构建在他的每一篇作品中都可见其端倪。在余秋雨的散文中，自然景观和人类文化总是密切相关、相得益彰的，这便形成了其独具匠心的“人文山水”散文之美。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借山水抒怀、借景观言志的文人数不胜数，然而在他们的眼中自然景观只不过是一些肤浅的图腾，缺少了一种人类灵性的靓点。古语云：“贤者乐山，智者乐水”，所以在当他们对自然之美作出个人的情感宣泄时也难免落入俗套，显得单薄、缺乏力度。试想这样写出来的也不免就是些内容冗杂、言辞华美而故作姿态的无病呻吟之诗章，也少有人类文明的感召力和美感体验，更见不到直面自然的人类鬼斧神工的创造力。余秋雨在学习和实践中创造性的发展了以讴歌山水，讴歌生命为主题的散文艺术，并给它打上了人类的烙印，这当然和其长期的受到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熏陶和根深蒂固的文化积累密不可分。所以在他的散文创作过程中，他的智慧才容易为其情感所驾驭到收放自如，并如同被打开的闸门一般有一泻千里之势、而绝无矫揉造作之感。当然这随着激情的爆发而奔泻出的除了浩瀚的中国文化，而也绝少不了他对美的认识。虽然中国历代文人对美缺乏深入性的探讨和研究，但中国文化、文学界的有识之士并未因其学科体系的不成熟，而失却了在文艺作品中对美的定位。余秋雨的美学观也正是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宝库中经点滴积累而形成的。因其背景宏大，所以其创作中间所蕴含的美学思想也自当为后人广为传倡、流于不朽。 余秋雨在散文创作时，符合历史真实的创作原则一直是其恪守的准绳。在他看来，已有的历史是神圣的，不容辩驳的客观实在，任何一项艺术加工都不能脱离历史真实而凭空捏造,即便是对历史人物的品评也要充分考虑到历史人物在特定的时代里的人民大众对他的褒贬态度，充分认识他的行为给社会带来的即定利益和危害性。这里显然又涉及到了一个功利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是以一个历史的创造者即普通人民的视角来推敲美、丑这一个亘古命题的。在他的理念中美和丑是泾渭分明的，这关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这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正直文化学者的人格审美。同时，他又以一个具有很高的文学造诣的艺术家的独特视角来审视着美。这样，在客观中的一切美和丑的事物也便成为一种永久的艺术美的定格。他为此而不遗余力的深入历史的每个角落，跨越久远和苍茫，历史的土母质经他的挖掘和研究而大放异彩，他俨然的担当了历史的跋涉者、经历者和见证者。在《都江堰》中，他对都江堰的建设者蜀守李冰予以公允的评价，对其功绩和所带来的社会效果的赞美之辞溢于言表，他的言辞是放达的，也是公允的。文中写到李冰为了治水，曾死钻几载，从而总结出了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做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同时他又指出这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无可否认，这种定位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是公允的。还是为了治水，李冰让儿子作了三尊石人以测量水位。作为一方父母官，自己为老百姓谋求利益也是情理之中，可让官家少爷也跟着受累这便也有驳常情了，实属感人肺腑之举，这便是老百姓在玉垒山麓为其父子建造了“二王庙”来祭祀他们的由头。在这里强调了一个善的美学命题，而功利思想又是和善密切相关的，因其行为有利于人民，有利于社会，符合人的目的性而成其为善的依据，也因为其“善”而被人民视为美，这是传统的审美理念，同时也是很符合逻辑推理的。同时这也是李冰这个人物在摊戏中被定格为水神，使其具有了神秘的宗教主义色彩的客观依据。因功利而被视为善，因善而为美，因美而被图腾为神，这是中国传统审美思想的逻辑构建；其次，余秋雨认可功利性在审美中的作用的同时，也并不排斥美引起人们享乐的特殊性在其直接性，即由生动的形象来直接引起的美感体验。在《庐山》中，作者写到因司马迁“南登庐山”和佛学宗师慧远和道学宗师陆修静先后在庐山弘扬教义而使庐山名气斐然，后来才使的庐山鸿儒云集以及舒白香叙写《天池赋》，并且和作者后写的三叠泉奇景交相辉映、自成一格。显然这里提出了两个问题，首先是最初登庐山的司马迁等初见庐山风景怡人、气象万千，并为自然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