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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晓芒：《伤逝》中文化冲突试析 邓晓芒：《伤逝》中的文化冲突试析 （原载《鲁迅研究月刊》1994年第5期） 自从西方思想在近代和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接触和碰撞以来，真正深刻地体会到中西文化和人格结构的本质差异、并通过爱情冲突在文学作品中把它提示出来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伤逝》。然而，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研究这篇一万多字的小说，这就难以深入到小说本身所蕴含的最内在、最根本的思想层次。本文想在这方面作一点初步的尝试。 在《伤逝》中，从表面上看，和当时大量出现的描写青年人婚姻不自由、要求个性解放的文学作品类似，也写了一个反抗封建传统观念的令人心酸的故事。例如，涓生和子君的恋爱一开始就鄙视中国数千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模式，而完全是新式的自由恋爱，它具有近代西方人的典型方式：先是交际，谈文学、谈生活、谈反传统、谈新世界的理想。然后是互相倾慕、关心。继而是求爱，用了“电影上见过的方法”，即“我含泪握着她的手，一条腿跪了下去”。然后是公开同居，女的还同家里断绝了关系——这相当于西方的“私奔”。显然，子君的名言：“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正是西方个性自由、人格自主的回声；而涓生的“一条腿跪了下去”，也以西方女性崇拜的骑士风度，表达了“我的身体和心都属于你”的意思。就这样，他们获得了同居后短暂的安宁和幸福。 但是，鲁迅的深刻处便在于，他并没有像通常描写个性解放的小说那样，把重点放在人物和环境的外在冲突上，而是着力于表现人物在“安宁和幸福”的环境中的内心冲突即文化心理冲突。“安宁和幸福是要凝固的，永久是这样的安宁和幸福”。这种一潭死水的宁静决不是真正的爱。爱应当是一团火焰，它包含生命的不安、痛苦和追求——这其实正是一种西方式的爱情观。然而，涓生虽然也懂得，“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但却终于凝固在安宁和幸福中，和子君一起在回忆中反复咀嚼着往日的爱情，其结果只能是使爱情变质、变酸，消失得更快，终于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最后是无法掩饰的冷漠。 这结局的原因就在于：他们爱情本身的性质，不可能为爱的火焰提供更多的燃料，不但没有使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基础，甚至骨子里也没有这种要求和动力。因为这种爱情虽然具有了西方式的爱情的表面形式，但实质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似水柔情”，属于《红楼梦》中的“意淫”类型。涓生爱子君，是因为她天真、纯洁、稚气、脱离世俗，但又有“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样一种惊人的傲气。但涓生却是误解了。他以为这句话表达了中国的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其实这只不过是一种林黛玉式的孤傲。在这里，“他们”代表世俗，“我自己”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它并不意味着“自己”有一个独立行动的封闭的内心世界，它只是意味着“我”不会让任何世俗的秽物玷污自己，而要保持自己的纯洁明净、以便像镜子一样地反映出她的“心上人”。所以这句话背后说的其实是：我是“你的”，“他们”谁也不能干涉我。 涓生的这一误解是致命的。当子君全身心向他敞开，把“自己”交给他，甘心使自己仅仅成为他一个人的反映时，他却误以为子君有了西方人那种独立的“自我”。当子君借助于自己心上人的灵魂而在世俗小人的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前“大无畏的”、“镇静地缓缓而行，坦然如入无人之境”时，涓生却误以为子君的个性和勇气比他还要坚强。 其实，涓生自己的爱也仍然是传统的。他和子君一样，用了新式的词汇和观念，来装点旧式的、渗透在血液中的传统感受方式和感情。他对子君的爱，几乎不含有情欲或性的意味，以至于甚至在同居后的三个星期中(也就是说，正“蜜月”中)，他也只是“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爱的主要内容，在他看来竟只不过是“放怀而亲密的交谈”，这不正是世世代代的贾宝玉和林黛玉们所梦寐以求的两性关系吗？ 然而涓生对自己误解了。在他看来，只要有“诚意”，爱情就是可靠的、纯洁的。在作爱情的表白之前，“我已说尽了我的意见，我的身世，我的缺点，很少隐瞒。”他羞愧于自己的“一条腿跪了下去”，因为那不是真的，只是慌张中临时凑合的做戏。爱的第一个前提，就应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交给对方，就是在所爱的人面前赤诚袒露，不留任何余地，就是“我就是你、你就是我”的无区别状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把自己的人格面具全部放弃、取消，使自己的心灵毫无障碍地反映和充满着对方的影像和一举一动。涓生自以为这种传统的爱的理想就是最新式的爱情。 当然，事实上，男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只有女人才能这样(所以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要挣钱，要养家糊口，还有自己的“事业”。当女人全心里只有男人的影子时，男人却必须为外面的事情留下一席之地，这些事是女人不宜于插手、一般也不会感兴趣的。所以这样的爱着的“纯情”的女人注定只能是所谓“怨女”。她会觉得丈夫冷淡了她，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