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正觉寺胜景及悲怆.docVIP

圆明园正觉寺胜景及悲怆 圆明园，有人说它是中国的凡尔赛宫，也有人说它是世界园林的典范。它是清朝五代皇帝倾心营造的皇家营苑，被世人冠以“万园之园”；它也是雍正皇帝最爱的离宫，最多的那年，雍正曾在里面居住了168天。它毁于庚申之劫。 　　2011年7月6日，见证了这座皇家园林由华丽到荒凉的正觉寺，经过9年的修缮后，首次对公众“试开放”，使人们再度进入这个失落的角落，探寻那段历史的些许踪迹。 　　“圆而入神，明而普照” 　　假如没有空气中那尚未散去的油漆味儿，你从北京地铁四号线的圆明园站口钻出来，恐怕很容易就会错过这个圆明园“试开放”的新景点，直接就走到了圆明园遗址公园的绮春园南门。 　　但是，只要你回头往西再走不到50米，稍一抬头，就能看到乾隆爷用汉、满、藏、蒙四种文字御书的“正觉寺”三个字—寺门口的红墙两侧还竖着印有“圆明沧桑?正觉重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献礼展”字样的广告牌。 　　据说，这座建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的正觉寺，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保留至今的古建筑群。在复建之前，基本完整的有山门、文殊亭、西五佛殿、西转角房、鼓楼以及天王殿台基基础、三圣殿大殿台基等。 　　复建后的天王殿是单檐歇山式建筑，面阔五间，建筑面积约202平米。有单翘单昂五踩斗拱和金线大点金龙锦枋心旋子彩画。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学者郭黛姮介绍，乾隆盖正觉寺的目的是“兴黄教以安蒙古”，其建筑风格反映了儒家思想，因为“很规矩”。 　　文物专家曾这样评价，正觉寺是研究圆明园清代皇家园林宗教建筑院落布局、建筑构造及工艺的珍贵实物例证。 　　17世纪末，康熙执政的中后期，康熙就已经在北京西北近郊的西山脚下，重修了许多辽金时期以及明朝亲王们遗留下来的残破园囿和园林。据于敏中等编纂的《日下旧闻考》（1774）记载，康熙在原本属于明代武清侯李伟的已经破旧的清华园基础上，建造起了一个非常朴素的皇家宫苑—“畅春园”。 　　1709年，基于风水方面的考量，康熙又在距离畅春园五六百米远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崭新的宫苑，并将其命名为“圆明园”。再后来，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经过了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清帝的不断扩建和修整，最终形成了由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组成的“圆明三园”。 　　对于“圆明园”这个名字，雍正曾经有个解释，说“圆明”二字的含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但事实上，这个名字是佛语，出自唐玄奘《大唐西域记》中的“圆明一切智”。 　　清朝皇帝信奉佛教，尤其是藏传佛教，是世人皆知的。自清世祖顺治帝将尊崇藏传佛教定为国策，以后历朝均为恪守，康熙和雍正也不例外。康熙就被誉为“佛心天子”，雍正也自号“圆明居士”，认为自己是不着僧服的僧人，“垂裳宇内一闲客，不衲人间个野僧”。 　　然而，如果说康、雍二帝对于藏传佛教的尊崇仅仅是个人精神需要，那么乾隆则为这种信仰赋予了更明显的政治意图—乾隆曾在《喇嘛说》一文中解释说：“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得不保护之。”“盖以蒙古奉佛，最信喇嘛，不可不保之，以为怀柔之道也。” 　　凭借着强盛的国力，乾隆不惜巨资在全国修建众多的藏传佛教寺庙，仅紫禁城中就有佛堂30余处。而在“热河行宫”（即承德避暑山庄）周围，乾隆还建造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寺庙群，也就是俗称的“外八庙”。这些凝聚了汉、蒙、藏等多民族建筑风格和艺术的古建筑，分布在避暑山庄外的东面和北面，众星拱月般围绕着象征皇权的避暑山庄，昭示了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正觉寺破土而生。 　　据圆明园管理处文史科文博馆员吴凤春考证，正觉寺，亦称三圣庙，是圆明三园中唯一一处喇嘛住持的寺庙。但是，从金勋（1883-1976）在《成府村志》中叙述的寺内佛像陈设上看，则既有藏传佛像，又有汉传佛像。 　　尽管从目前来看，已无法考证这一设置的考虑是否和团结汉人的指导思想有关，但据记者在修复后的正觉寺所见，寺中主殿的屋檐上立有五只神兽。由此可见，假如从建筑标准反映建筑等级的角度来看，在圆明园的寺庙中，正觉寺的等级属于中等偏高。 　　正觉寺的幸和不幸 　　圆明园管理处文物科的工作人员陈辉曾撰文写道，在圆明园中，为了满足帝后礼佛的需要，也建有不少佛教寺院，如慈云普护、月地云居、日天琳宇、舍卫城、正觉寺、法慧寺、宝相寺等。为了朝夕礼佛，九州清晏、奉三无私、含经堂这些主要起居处也设有佛堂。 　　但是，这座受佛光“普照”的帝王宫苑，却似乎并没有得到佛祖的庇佑。 　　1860年（咸丰十年）10月，英法联军把圆明园洗劫一空之后，为了销赃灭迹，掩盖罪行，英国全权大臣额尔金在英国首相帕麦斯顿的支持下，下令烧毁圆明园。 　　“这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地在颤抖，人们在哭泣，举世闻名的圆明园变成了一片废墟……”直到现在，在中国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上，关于火烧圆明园的记载仍是这样的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