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的“罗生门” -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doc

政策的“罗生门” —— 一项社会政策的变异与反思( 胡位钧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上海，200433） [内容提要] 本文以2004年上海市政府推行的“万人就业项目”及其在某街道小区的政策实践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发掘政策设计者的主观动机与政策“受益者”的主观评价之间“罗生门”式的惊人抵牾，探讨政策的客观运行过程中各个利益主体的主观诉求及其相互博弈，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政策扭曲和制度变异。本文所采取的案例研究方法，以管窥豹、由点及面，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离散结构”，以及全能型政府治理模式所面临的制度困境和现实危机。 [关键词] 就业政策 政策变异 公共资源 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随着“计划经济社会”的不断瓦解和“市场经济社会”的逐步形成，上海的城市形态、城市结构和城市功能发生了急剧变化；由此造成的城市问题给地方政府的城市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反馈”（feedback）型政策创新随之应运而生。 2004年，上海市政府为了应对“两个100万”和“两个200万”——即“下岗职工累计人数约100万；因都市改造从内环线以内迁往内环线以外的居民约100万；全国各地流入上海的外来劳动力人数约200万；上海退休职工人数约200万”——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压力，制定和实施了一项被称作“万人就业专案”或“万人就业项目”的就业促进政策。由于失业或下岗人员的再就业在理论上被视为“一个永远都不会变成现实的幻觉”，在实践中却因直接关乎民生而倍受各级政府的重视并极力试图解决；鉴于此两难困境，“万人就业项目”这项据称解决了失业或下岗人员再就业难题的政策，就显得尤为值得期待、值得讨论和值得反思。 一、释题：罗生门的隐喻 《罗生门》是日本导演黑泽明执导的一部经典影片，讲述了一个被称作“最离奇古怪”的故事：武士金泽武弘与妻子真砂在旅行途中遇到有名的大盗多襄丸，真砂被强暴，武弘被杀害、多襄丸被捕。事实仿佛昭然若揭，可耐人寻味的是：对于事实的描述，在被控强暴和杀人的多襄丸、武弘的妻子真砂、召唤武弘灵魂的灵媒、目击证人樵夫那儿，却是完全不同的： 犯罪嫌疑人多襄丸称：自己看到金泽武弘牵着真砂的坐骑走过，为真砂的美貌所倾倒，在同武弘的打斗中将其缚住，强暴了真砂，并受其怂恿与武弘决斗，杀死武弘后，真砂已逃之夭夭。 被害人真砂称：她遭到多囊丸的蹂躏后，又受到丈夫的蔑视，在悲愤中神情恍惚地扑向武弘，并昏厥过去，等她醒来时，武弘已被杀死。 死者金泽武弘的灵媒称：真砂“容光焕发”地被多囊丸强暴后，竟要求多囊丸杀死武弘带她一同走，遭到多囊丸的鄙视和拒绝，真砂害怕逃走，多襄丸追赶她，武弘拾起短刀自杀。 目击证人樵夫称：多襄丸跪在地上向真砂求爱，真砂希望两个男人通过决斗决定她的归属，武弘拒绝为她而战，激起了强盗的愤怒，两人虚张声势地周旋，武弘被误杀，多襄丸惊魂不定，真砂逃走。 就此而言，虽然真相只有一个，但是对于真相的叙述却是多种多样的：基于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动机，每个人在描述真相时都有所侧重、有所隐瞒甚至有所编造——或是有意，或是无心。这部电影最终也没有告诉我们真相，因为“作为事实的真相”自身是无法再现的，它惟有借助于人们的叙述才能够再现；而愿望、欲望和利益对于人类认知的复杂影响力，却使不同叙述者眼中的“被叙述的真相”发生了惊人的变异。 本文以“罗生门”为题，旨在表明主观与客观、事实与想象之间的隐秘关系，并不仅仅存在于艺术的虚构之中，也存在于现实层面的社会政策的政策过程之中。根据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可以发现政策过程并不是一个外在于政策相关者的客观化过程，而是内在于各个相关者的行动之中的“反复实践”的产物。这些政策相关者——诚如吉登斯所说——“在社会活动的实践操作方面，所有具备资格能力的社会成员在完成各种实践活动方面都掌握了各种各样的技巧，都堪称专业‘社会学家’。对于社会生活持久性的模式化而言，他们所具有的知识绝不是无关紧要的偶然之物，而是内在的组成部分。”他们借助于有选择性的‘信息过滤’过程，以反思的方式介入、构造和进行着政策系统的再生产——“要么维持原状，要么改变它们”。就此而言，政策过程就成为了多元主体在“反复实践”中进行着多重博弈的过程，每一个相关者在设计、制定、执行、理解和应对政策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基于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视角和不同的动机，将自己的偏好、意愿和目标投射到政策的“一池春水”之中，从而使其发生着惊人的质变。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被称作“万人就业项目”的再就业政策，却以“罗生门”点题，其意在于借此隐喻表明同一个政策事实对于不同的政策相关人所具有的不同意蕴，以及由此而在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和政策对象之间所形成的隐秘张力。正是这种张力造成了政策的扭曲和变异，并最终导致了出乎政策设计者意料之外的政策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