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个案量刑时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冲突_王瑞君.pdfVIP

DOI:10.15984/j.cnki.1005-9512.2013.05.015 ·实务研究· 政治与法律2013年第5期 如何解决个案量刑时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冲突* 王瑞君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山东威海264209） 摘要：如果一个犯罪人的罪行很严重但预防必要性较小，或者罪行较轻但预防必要 性较大，如何进行刑罚量的裁决，是裁判者和刑法学者共同思考的问题。以责任为基础， 采纳点的理论来解决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冲突，是较好的选择。当然，也要避免将应当作为 责任刑考虑的因素当作预防刑因素予以考虑，或者过于抬高犯罪人悔罪等事后情节的地 位，从而不适当地减轻责任刑。 关键词：量刑规范化；报应刑；预防刑；责任 中图分类号：DF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51 一、个案量刑时报应刑和预防刑之间的冲突及困惑 2012年9月，媒体报道了空姐李某走私化妆品案。被告人李某曾任某航空公司空 姐，在淘宝网上开有一家网店，多次以客带货从无申报通道大量携带从韩国免税店购买 的化妆品入境而未申报关税，偷逃海关进口环节税达113万余元。法院一审以走私普通 货物、物品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万元。对于该案，社会公众认 为量刑过重，司法界人士则认为这一量刑合乎法律规定。量刑结果既符合法律规定，却为 何与社会公众的一般公正观念相悖？具体而言，该案件如果根据案件的数额，依据立法及 司法解释对李某判处11年有期徒刑并无不妥，但如果根据李某的行为方式、主观恶性， 11年有期徒刑则显得偏重。根据基本的刑罚原理，犯罪的数额与案件的社会危害程度有 密切关系，通常来说，数额的大小是反映行为人已然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不是唯一的因素），行为方式、主观恶性既反映行为的危害轻重也可以用来判断对 行为人再犯罪的预防必要性的大小。因此，该案反映出来的问题最终应还原为如何协调 报应刑（数额大、主观恶性轻的报应刑）与预防刑（特殊预防必要性较小）之间的冲突。 事实上，报应刑与预防刑的关系问题，向来是刑法学者和司法裁判者较难处理的。从 上世纪80年代的姚锦云案到本世纪初的张恩举案，再到近年来的王斌余案、许霆案、孙 伟铭案、药家鑫案、李昌奎案，法学界、司法实务界和民众围绕这些案件的量刑轻重问题 的争论，均绕不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报应与预防的关系如何协调。姚锦云案、张恩举案 作者简介：王瑞君，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 本文为2012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赔偿影响刑罚：理论基础、实证考察与重 新规范研究”（项目编号：12YJA82007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45 的共同特点是行为人罪行极其严重，犯罪后极为后悔，特殊预防的必要性较小。这两个案 件提出的问题是：依报应刑应判处死刑，能否因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小而改变死刑立即执 行的判决？在孙伟铭案中，法院一审认定孙伟铭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故依法判处其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审判决对 孙伟铭改判无期徒刑，除了对其罪行的严重程度有新的定位和评价之外，还采纳了孙伟 铭及其辩护律师在二审控辩中提出的犯罪人人身危险性小的因素，即真诚悔罪、良好履 历、事后补救等。可以说，该案的二审判决，体现了动用预防刑对报应刑进行调节的效果。 王斌余案、许霆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与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案件起因、被害方过错 等因素有一定关系，但绕不过的问题仍是：法官既要基于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