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几个问题.PDFVIP

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几个问题 程念祺 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 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个最具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土地占有关系的非制度化。土地的 兼并、土地的隐占、土地占有权的频繁变动、土地占有关系的日渐模糊，是构成这一问题 的几个方面。 土地的兼并，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并且总是与一部分人享有 政治－经济的特权有关。江山代兴、宫廷易主、仕途变幻，不断地引起权力变动，而昨日 的兼并者，或就是明天的被兼并者。《史记·萧相国世家》上说，汉朝的丞相萧何，“置 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 ‘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可见， 凡政治上的得势者，势必要攘夺政治上的失势者的土地，这是历史的常情。隋、唐之间， 那些往日的高门阀阅， “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也就是因为他们的权势之衰颓。 有权势的，兼并无权势的，得势的，兼并失势的；兼并，乃至于兼并而复兼并，导致 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的不断重演。于是，在“富者田连阡陌”的古今惯相中，辗转翻 覆着 “田无常主”、甚至于“千年田，八百主”的历史常态。其中虽然充斥着经常性的小 土地买卖，却只有不断重演的以特权为基础的土地兼并，具有实质性的作用。尽管土地兼 并时而也以土地买卖的形式出现，却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它由以发生的权力背景。 权力的随时转移所造成的土地占有权的频繁变动，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土地占有非制 度化的一个极为深刻的问题，而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土地占有关系的日渐模糊，就更为 深刻了。两千年间，无论是经常性的小土地买卖，还是大规模的土地兼并，都几乎是在无 政府状态下进行的。所谓 “民自有经界，而无烦上之区分”。即便是在国家注重对土地实 际占有状况实行清查的情况下，“逃田”、“诡寄”、“飞洒”、“移丘”、“换段”、 “改册”之类故意混淆土地占有关系的手法，依然层出而不穷。在绝大多数场合，国家对 土地占有权的变动知之甚少。久而久之，土地占有关系就变得十分模糊了。所以一旦发生 土地纠纷，官府根本无力仲裁，以至于“争讼迁延，连纪不断。”到了宋代，这样的土地 纠纷案，已达到了“无日无之”的地步。 土地的兼并，从来都是与土地的隐占同为一体的。盖兼并的目的，就在于隐占。而针 对国家的清查，隐占的前提就是混淆土地的占有关系。兼并若不能止，土地占有关系必然 是越来越模糊。 土地占有关系的上述非制度化问题，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履亩而税”制度的普遍施行 之后。盖从那时起，对土地的控制和管理，大大越出了原来甚为狭小的村社共同体范围， 而扩大到方圆几百里、上千里、甚至上万里的国家范围。这是一个幅员极其广大又极其分 散化的小农社会，原有的社会基层组织──村社共同体，已经随着村社土地公有制的瓦解 而解体了，原有的社会中间组织──贵族政治，也在君主专制集权形成的过程中，被逐渐 消灭了。面对这样巨大而又分散的社会，国家为实现其有效的控制，遂建立起一个庞大的 军事－官僚组织。但为了减少政府的财政开支，国家却不得不在制度的建立上有所放弃。 由于土地的控制和管理，需要极大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于是，一切关于限制土地占有， 实行土地分配，界定土地产权，以及清查土地占有的制度建设，都被束之高阁。 为了课取土地赋税，国家首先采取了“舍地税人”的政策。在土地占有不均、又不进 行土地清查的情况下， “舍地税人”的取值应该是很低的。低取值的“税人”，在中国历 1  史上，确实也间或有之。但是，由于军事－官僚组织的高费用需求，税人的取值，不可避 免地会逐渐升高。春秋战国以来， “民叁其力，二入于公”，或 “租赋岁倍”的横征暴敛， 说到底，就是因为国家在财政上有这样的需求。 必须指出的是，所谓 “舍地税人”，就是迫使人民按国家规定的限额，向国家“自实 田”。 “自实”的结果，对小民百姓而言，往往是“地数未盈，其税必备”，甚至“田虽 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但对那些土地兼并者而言，则是“田连阡陌”却“隐而不税”。所 以，对历史上的“轻徭薄赋”，决不能估计过高。 军国之费浩繁，土地占有又严重不均，税人的取值自趋向于高，由此造成赋税负担的 畸轻畸重，迫使国家的纳税人口大量逃亡。逃亡者或“附托有威之门以避徭赋”，而未逃 亡者却必须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