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反腐败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docVIP

央行反腐败　必须加强廉政文化建设 贵港市中支纪检监察办公室 梁恒珲 “廉政文化”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早在1999年，尉建行同志就提出了建立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大格局的战略思想。2005年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强调“要把廉政文化建设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并进一步完善反腐倡廉教育的工作机制，形成反腐倡廉的整体合力。当前，央行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反腐倡廉的社会文化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央行纪检监察部门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 一、央行纪检监察部门要警惕“腐败文化”蔓延 如果基层央行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也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当前，国内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都助长了“腐败文化”的蔓延。 （一）、集团性腐败。集团性腐败或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不再服务或服从于公众，而是蜕变成了谋取集体利益的工具，由于责任主体分散，所有行为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负有责任，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相对于个体腐败行为，他们的压力和风险是有限的。（如2006年广西贵港市纪委就处理了集体腐败集团2个，涉嫌犯罪人员26人，被判刑26人）。在他们看来，法不责众，你腐败、我腐败，他也腐败，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另一方面，在权力范围内，集中在整天思维着享受金钱和美色，比金钱、比美女，在这样一种惯性思维支配下，集团或集体内部轻则形成各行其是，心照不宣，互不拆台的松散关系，重则形成互相关照、互相利用、互相掩护、分享腐败所得的生存机制，从分散的腐败分子发展成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集团性或集体性腐败比个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腐蚀性，因为它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好比森林火灾，会成片蔓延。 （二）、体制内腐败。现在，人们对腐败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贪污、贿赂等明显的体制外的腐败上面，而较少关注体制内的腐败。所谓体制内腐败，一方面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以文件等官方形式，公开从事的腐败行为；另一方面就是打某领导同意的令牌，拿着鸡毛当令剑，从事的腐败行为。腐败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也具有更大的破坏性。但是，由于这种行为本身有政府部门或某领导的强制力保证实施，具有普遍性和公开性，往往不被视为腐败行为，其危险性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和警惕，甚至有时还把它当做所谓的改革经验加以推广或工作大胆创新给予奖励。 （三）、羡腐心态。这样的现象，可以说已经是见怪不怪，领导干部真心拒贿，却被人讥为“太呆板”、“假正经”、“不合群”、不法商人通过找关系、行贿赂或性贿赂去包工程、揽项目、跑官要官、炒房地产，则又被人羡称为“有能力、有门路、有眼光、有本事”。而那些贪官、色官和不法商人一旦马失前蹄，落入法网，一些人背后的议论无非是“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之类。如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成克杰，从1986年8月至1998年3月间，随着职务的快速提升，忘乎所以，放弃世界观改造，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谋取私利的工具，私欲膨胀，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肆无忌惮地收受贿赂，谋取非法利益，数额特别巨大，堕落成为一个极为典型的腐败分子。总之“笑贫不笑贪”。特别值得警惕的还有些为腐败鸣锣开道或喊冤叫屈的“理论氛围”，什么“水至清则无鱼”、“小节无害”、“反腐败影响经济发展”、“腐败难免”等。是什么在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期望腐败、攀比腐败？归根结底是“腐败文化”。 二、央行纪检监察部门要正视反腐败面临的文化挑战 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中外文化碰撞中的变异现象，市场经济折射出的文化负面影响等，都对今天央行纪检监察部门的反腐败斗争带来了严重挑战。 （一）、来自传统文化中消极因素的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家长制”的影响，我国传统社会中以封建家长专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曾经并且仍然对我们的政治生活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现实中，这一文化取向给官僚主义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观念支持。一些人，一旦当上领导干部就专横跋扈，颐指气使，权力不受限制，思想一贯“正确”，下属只能对他惟命是从，甚至形成人身依附关系。什么党内民主、密切联系群众，做人民的勤务员，早已被他们弃如敝屣。二是“官本位”的影响。“官本位”这一历史遗留下来的陈腐的社会意识，其价值追求和价值判断标准就在于做官和官之大小，至今它还根深蒂固，使一些领导干部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它的俘虏。于是，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出现了，弄虚作假、虚报浮夸、骗取荣誉和地位也出现了。三是“人治”的影响。我国传统人治文化的主要危害，就是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权力、解决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