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预算改革为切入点探索与谐社会建设创新路经.docVIP

以预算改革为切入点探索与谐社会建设创新路经现代市场经济是由市场机制与政府机制、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相互交织在一起所构成的混合经济。市场机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是通过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来分散配置和使用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是私人部门资源，生产和交换各种私人商品，获取私人利益并满足私人需要的一种自愿私利机制；政府机制则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它是通过现代民主政治程序和政府预算集中配置和使用社会公共资源，生产或提供各种公共商品以及公平收入分配和促进经济稳定等，来实现公共利益、满足公共需要的一种强制性机制。 在现代民主政治制度安排下，政府管理社会公共事务、配置公共资源需要借助于预算工具；而社会公众表达公共需求意愿、参与民主政治活动等，也需要借助于预算渠道。从本质上看，政府配置使用的是纳税人的钱，生产或提供的也是供纳税人集体消费或使用的公共商品或公共服务。 当代预算管理起源于十七世纪的英国。现代政府预算本身是民主法制的产物，它是在封建专制统治阶级与新兴资产阶级的长期斗争中、以对统治者财政权的约束为目的而产生的。因此，从现代政府预算产生来看，对其本源性的描述还应是指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年度财政收支计划。即从形式上看政府预算是以年度政府财政收支计划的形式存在的, 它无异于个人家庭及社会各经济组织的预算；但由于其资金性质的公共性使得这种计划在形成及执行过程中要受到公众代议机构及法律的严格制约，表现在政府预算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国家立法机关审定预算内容和赋予政府预算执行权的过程，因此，这种计划实际上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它是任何国家进行财政管理所必需的。但就基本的预算过程和制度安排来说，不同国家和一个国家的不同阶段则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关键在于对预算的认识不同。 我国自封建社会产生预算萌芽状态, 到清末伴随着西方理财思潮的涌入而产生现代意义上的预算, 经过民国时期, 其年度收支计划的形式是始终存在的, 然而, 受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影响, 尤其是统治者的私权凌驾于公权之上, 因此当时预算的决策过程主要还是取决于统治者的意志, 虽然在预算程序上有了一些法定要求, 但“朕即天下”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权比法大”。所以从本质上来说预算的民主理性、公开透明的本质内涵是极其匮乏的。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在1951年，政务院就颁布了《预决算暂行条例》，这个条例一直沿用了40年。由于当时政治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使得与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相匹配的财政预算制度也更多地被打上了国家的烙印, 当时的理财观是建立在为国家理财、当好国家的“红管家”的基础之上的。具体表现为，收入来源主要是国营经济缴纳的利润和税收；支出主要用于对国营经济的投入, 预算的地位是作为经济计划的附庸和出纳。这种状况使得预算选择更多体现的是国家的意志而非公共选择, 且阶级性的色彩较为浓厚。 1991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家预算管理条例》。公共财政理论在国内开始了蓬勃的发展，它很好地诠释了纳税人和政府之间的权利和责任义务关系。同时，1994年第八届全国人大第2次会议通过了《预算法》，该法自1995年1月1日起施行。共分11章79条。以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和当年通过的《预算法》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建立现代预算制度的探索。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完善，现行预算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在近些年来，在地方，预算改革的试验一直也在进行。 在预算公开方面，广州市财政局的预算公开、河南焦作的财政预算公开、四川省巴州区白庙乡的账务公开，都得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而在浙江、河北、河南、上海等地预算实验中的民主恳谈会、提升人大代表权力的做法，也是突破。在上海闵行区，在政府编制预算时，不仅区人大财经工委提前介入预算编制，组织预算项目听证会，对政府预算安排草案进行评审，区政府也会邀请人大代表对一些实事工程和建设项目进行评审和筛选，并将人大代表的一些建议吸纳到预算中。而且，10名人大代表就可以提出预算修正案。不过，闵行的人大代表暂未将这一权力付诸实施。在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自2006年开始，5名以上人大代表联名就可以提出预算修正案，修正案若获得全体代表半数以上支持，则通过成为预算的一部分，新河人大代表在2006年、2007年人代会上，共提交了24份“预算修正议案”，其中有3份“预算修正议案”获得通过。陕西、云南、广西等地已将经济分类的部门预算支出情况进行了公开，但是这种试点并非普遍现象，而湖北、山西、云南、海南、广东、河北等省份，通过地方立法，明确了人大具有预算修正权。近些年，广东省人大代表经常将这一权力付诸实施。 在这种背景下，《预算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出版就显的尤为必要了。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于2012年3月出版发行的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