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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组织化及其体育健身激励探究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数理统计、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农民工的组织化及其体育健身的相关性进行研究。认为农民工的组织化与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程度和社会冲突与安全有相关性，是农民工发展体育健身的重要途径。从组织化的角度对农民工的体育健身进行激励，提出基于心理契约的群体激励对策、基于角色分析的组织激励对策和基于利益诉求的组织激励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组织化；体育锻炼；激励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2-0045-05 农民工是伴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城镇化进程而产生的一类具有时代性的特殊人才。我国目前的农民工总人数超过12000万，而且以每年大于100万的速度增长，成为一个新生的群体组织。农民工组织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城乡二元格局和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他们缺乏相应的管理机制、资源获取机制和利益维护机制，是社会上的流动性群体。作为一个新崛起的社会阶层，农民工群体为了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满足其自身的社会需求，形成包括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的社会群体组织。农民工的组织化对于农民工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作用。在“十二五”规划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推动全民健身工程，实现中国从体育大国到体育强国的转变，农民工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促进农民工的体育健身使健身意识深入农民工群体组织，从组织化的角度对农民工的体育健身进行激励，提升农民工的幸福感和健康指数是我国迈向体育强国进程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1 农民工组织化的现状与原因 农民工的组织化是指农民工为了获取相应的社会支持，满足自身的社会需要而主动加入社会各类组织的社会行为。社会群体理论研究认为群体能够帮助群体成员实现情感欲望的寄托，满足其表达意愿的需求，为成员提供意愿表达和情感交流的机会。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城市，面临旧的生活体系的脱离与新的生活环境的重构，在这种新的重构过程中伴随着情感的孤独和无助，此时农民工就会出现对新组织的情感诉求。新的能够为农民工提供情感寄托和社会支持的群体组织应运而生。 关于农民工组织化的研究主要分为理论层面和实际现实两个层面。在理论方面，陈成文的研究认为农民工的组织化主要分为冲突论视角、功能论视角和互动论视角三个研究视角，从冲突论的视角来看农民工的组织化是一种冲突化解机制，有利于群体目标的利益整合；从功能论的视角来看组织化是一种权利维护机制和资源获取机制，有利于农民工生存境遇的改变；从互动论的视角来看组织化是一种主要的互动机制，有利于农民工个体角色的定位和社会互动关系的平衡。钱民辉教授在“流动人口与小城镇发展研究项目”的课题中指出农民工有自己的正式组织，但随着农民工组织化程度的加深非正式组织逐步成为主要的组织形式。要充分重视农民工非正式组织的功能和作用。徐旭初研究了浙江省农民工的维权问题，分析了组织化与“法团主义”对农民工维权的重大作用。相关研究表明，农民工的组织化正呈现出多元化的新局面。（见图1） 从我国农民工组织化的现状可见我国农民工的自组织化程度较高，非正式组织占的比例要远远高于正式组织，比例大约为4.3∶1.可见由农民工自发组成利益诉求组织的积极性较高。 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的原因主要有制度方面和思想方面两个层面的原因。（见表1） 我国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机制不健全利益诉求渠道不畅是农民工组织化的根本。由上可见农民工组织化既有制度机制方面的原因主要包括国家权力机关的参与受限、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通、信访制度低效、大众传媒缺位和司法救济有限，又有思想方面农民工维权意识、利益诉求和组织诉求的觉醒。农民工的组织化虽然刚刚兴起不久，但在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和推进全民健身工程的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作用，根据社会分层理论，我国的社会群体可以划分为十个阶层和五个等级，农民工处于社会的中上层、中中层和中下层三个等级，相对来看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比较低，社会融入性差，相应的自组织化程度高。鉴于上述分析，本研究以5个假设为前提，对农民工的组织化行为和农民工的体育健身进行相关研究。（见表2） 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是研究的因变量，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程度和社会冲突与安全是研究的自变量。这五个方面又划分为相应的指标体系进行具体的衡量。经济层面主要包括月工资水平，职业性质、生活保障、福利待遇等；社会层面主要包括社会交往、社会等级、社会参与环境等；心理层面主要包括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文化程度层面主要包括学历水平和素质；社会冲突与安全主要包括社会冲突频率和社会安全感保障。 根据相关的假设研究，农民工的组织化与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程度和社会冲突与安全可能有关系。通过经济、社会、心理、文化程度和社会冲突与安全的相关的指标与农民工组织化和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