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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框架下耕地生态环境变化探究摘要 从制度安排的角度考察耕地生态环境，通过设计关于农业发展和耕地生态环境的相关指标，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分析我国建国以来历次制度变迁对农民行为和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认为土地制度和其他制度决定农民对“用地”和“养地”行为的选择。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的制度安排对我国耕地的数量和质量变化呈现出不同效应，地权的稳定性和其他制度会影响农民的用地行为，从而影响耕地生态环境。所以，保护耕地既要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又要设计适宜的农地产权制度和其他制度以促进农民主动养护耕地。 关键词 土地制度变迁；耕地生态环境；耕地可持续利用 中图分类号 F301.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109-05 耕地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人口增长过快、建设用地需求增加、化学技术的过量使用、耕地基本建设投资不足、耕地利用结构失调有关，但是，在这一系列明显原因的背后，深层次的根源则在于制度的变迁：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影响农户利用耕地资源的方式，不同的耕地资源利用方式又导致不同的耕地生态环境效应。土地产权制度不明晰或者农业的比较收益过低时，农民“用地”的积极性高，但是“养地”的积极性相对低落，势必影响农业增长的可持续性。从土地政策来看，只有设计合理的制度，使农民自觉养护耕地，才能持续维持耕地生产力。本文通过援引反映耕地数量和质量的有关数据，分析建国以来不同土地制度背景下的单位耕地面积农业产值增长和耕地利用状况，研究土地制度变迁框架下的耕地生态环境效应，目的是从耕地可持续利用角度比较土地制度的绩效。 1 研究的理论基础 从耕地和农户之间的关系来看，农户的目标是从耕地中获取最大化效用，约束条件是耕地的生产力。农户在效用最大化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进行权衡，实际上就是在当前对耕地的消费和未来对耕地的消费之间进行权衡。如果在当前消费中注重对耕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就容易实现代际间的资源共享；反之，在当前消费耕地时，为了提高产量而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从而造成土壤板结、地下水污染，就会出现资源利用上的代际不公平。根据周立华等人(2002)采用意愿调查法对甘肃省庆阳地区庆阳县、宁县208户农民进行的农户生态环境问卷调查，认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的农民占55.77%，认为是造福子孙后代的只占2.88% [1] 。在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阶段，农户将追求收入和产量最大化作为第一选择，要求对耕地生态环境进行保护显然与此目标是相悖的，由此农户选择“代际冲突”。如果制度安排不恰当，农户追求短期经济效益和维护耕地长期生态效益之间必然存在矛盾。 2 制度变迁与耕地生态环境变化实证 2.1 反映耕地数量、质量的指标以及实证数据来源 反映耕地数量的指标包括耕地面积和人均耕地面积。我国耕地总资源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占有耕地资源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土地资源的开发方式不当，我国的耕地数量在不断减少。据国土资源部提供的资料显示，1996年至2003年7年间，我国耕地面积已由1.3亿hm2减到1.23亿hm2，平均每年减少100万hm2。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095hm2，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耕地总量和人均数量的减少折射出人口增长和工业化对耕地造成的压力，揭示了耕地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必要性。 耕地质量指标包括化肥施用量(折纯量)和灌溉面积。化肥施用量和耕地灌溉面积的大小既说明了对耕地投入的大小，同时也反映了生产活动对耕地生态环境的影响。以鲁西北地区为例，聊城地区20世纪50年代化肥施用量每亩不足5 kg，70年代每亩大于30 kg，1985年每亩平均达70.5 kg。该地区水浇地面积也一直不断扩大，1949年水浇地面积只占耕地的3%左右，20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到15%左右，70年代中后期发展到60%以上，1990年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85.56%[2]。灌溉面积的增加反映了农田基本建设投资的增加，但是由于灌溉方式不当，大规模引用地表水灌溉会增加土壤盐分的积累并引起土地沙化。化肥的过量使用则会造成土壤板结，使耕地生态条件恶化。 伍新木等：制度变迁框架下的耕地生态环境变化研究中国人口 2007年 第1期中国人口 2007年 第1期单位耕地面积的农业产值反映了农民的“用地”力度，和耕地生态环境的变化相关联，能够说明制度安排的生态环境绩效。 本文进行实证分析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主编的《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年)。其中农业产值以1952年不变价格计算。为了使图形中的曲线具有可比性，本文对各指标的计量单位进行了适当换算。 2.2 1949年以来的土地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