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重、同情及怀疑、批判.docVIP

尊重、同情及怀疑、批判2004年，被学术界称为“文化保守主义年”。这一年，蒋庆选编的皇皇12卷本《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以其浓烈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引来了有关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关于儿童读经问题的激烈争吵。2008年9月新学期伊始，清华大学文科实验班讲授《四书》再掀波澜。就争辩的激烈程度而言，后者远不如前者，但反对方的基本立场和一些观点却出奇地一致。其中之一，就是对“怀疑”“批判”等现代性态度的极端崇信与张扬。 对于蒋庆，笔者久读其书、久闻其名而未睹其人。但“文如其人”，读其书，可以想象其为人。且看他在《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后记中所写的两段话： 两经寒暑，一聚心力；今日书成，差可告慰。宣圣删述代作之意，朱子训蒙养正之心，于今吾知之矣！吾知之矣！ 近世以降，斯文见绌；经书之厄，甚于秦火。学堂废读经，杏坛禁祀孔。于是弦歌声绝，《诗》《书》扫地，国人已不知经典为何物矣！所幸天运往还，斯文重振；经籍复兴，弦歌再起。是编之出，正其时矣。十万之文，经典精华尽在是；十二之册，圣贤法言萃乎此。唯愿吾中华儿童手持一编读之读之再读之，而他日君子之国、大同之世，必在此朗朗读书声中也。 本着同情、理解与欣赏的态度，一个活脱脱的蒋庆会出现在我们面前：饱读诗书，为文古朴，信奉儒学几乎到了迷信的程度，自信非凡而近于自负，迂腐之中充满执著，古朴之文不乏童真之气……若换一种眼光，完全基于“怀疑”“批判”立场发言，那蒋庆就完全是一副“腐儒”模样：迷信自负，食古不化，迂陋有加……打响“斥当代大儒蒋庆”第一炮的旅美学者薛涌，就是本着后一种立场向蒋庆开火的： 对孩子的教育，应该是苏格拉底式的，不应是蒋先生所界定的读经式的。……教育是质疑而非背诵的过程。……后来的腐儒不让孩子提问，只让他们背书，实际上是以他们那些陈腐的“人之末”，压制孩子充满创造力的“人之初”。笔者对五四以来的启蒙主义的一个主要批评，就是这种启蒙主义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少数几个读书多一点的人，不仅在知识上优越，甚至在道德、价值方面，也有垄断性的权威。他们可以替别人作出决定：什么该学，什么不该学。……这实际上全是来源于传统士大夫对文化的垄断。笔者则认为，这种文化垄断需要打破。世界上人人有思想的权利，只需要记住那些自己认为值得记住的东西。（《什么是蒙昧主义？――再评读经，兼答秋风》，《南方周末》，2004年7月22日） 儿童读经之争因文化问题与教育问题相互缠绕而格外复杂，非一言可尽。在此，我更加关心的问题是，薛涌所极端崇信与张扬的“怀疑”“批判”等现代性态度对于经典研习究竟意味着什么？引申开来说，如果研习传统经典可以被视为一种人文学的学习和探究活动，那么，其合理的学习和探究方式到底是什么？ 人文学的学习和探究活动所直接面对的，可以是特定的知识和文本，但这不是只在与文本、尤其不是与被当做“物”来处理的文本打交道，而是以之为中介，在读之者与作之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精神性联系。因此，人文学探究不过是以文本为中介所展开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流活动。在日常交往中，我们对交往对象的理解和评价（包括作为情感判断的好恶之情）总是相互渗透的：既会因特定理解而产生某种评价（如好恶），也会因某种评价（如好恶）而导致特定理解。同样，在人文学探究中，探究者对于人的立场和态度，并不是外在于探究对象的，它们会作为观察视角、情感底色、精神氛围，使同一文本呈现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意义。同一部《红楼梦》，在政治“运动员”、道学家、唯美主义者、窥阴癖者眼中会呈现出十分不同的面貌，道理即在于此。说到底，在人文学的意义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与我们如何看待他人、解读历史，是完全无法分开的一件事。 然而，探究主体与文本意义生成的自然同一性，并不意味着出于任何立场和态度的探究都具有天然的合理性，没有高下之别。如同人与人之间的有效交往和交流要以对交往对象的尊重、同情、理解为前提一样，人文文本的解读，也需要对于潜藏在那个文本之后的精神生产主体的尊重、同情和理解。这既是人文探究的伦理性要求，也是其科学性要求，是探究人与探究物的根本区别所在。袁隆平种水稻无须尊重、同情水稻，因为水稻不是人，没有人格；向袁隆平学习水稻种植技术的农民，也未必要去关注袁教授的劳动品格和精神境界，因为掌握了他那套高水平种植技术就已经达到了学习的目的。但是，当我们把袁隆平作为人文学探究的对象，要去呈现一个科学家的精神世界之时，却必须以尊重和同情为前提。这时的袁隆平是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有喜怒哀乐、利益计算、理想追求，唯有从尊重、同情和体贴出发，才谈得上对他全面、完整而客观地理解。陈寅恪先生主张历史研究应有“同情之理解”，研究者要“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因为，没有对人的尊重、同情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