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消费主导转型和改革.docVIP

推进消费主导转型和改革正是市场化改革才形成了我国经济保持三十多年高速增长的体制基础。从现实来看，把政府主导等同于“中国模式”有可能误导改革，耽误改革。 重要的是约束政府自身利益，如果政府的自身利益问题不解决，又难以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政府自身在“切蛋糕”中的份额会越来越大。这样，体制机制性腐败是不可避免的。 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在我国处于什么地位？改革开放的主要目标、任务是什么？怎样推动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哪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又一次面临新的课题。以改革的办法来探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新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发展转型的两大关键性问题：一是将我国巨大的潜在消费能力释放出来，转化为现实的消费行为，从而奠定我国下一个20年较快增长的基础；二是调整利益关系，实现邓小平所说的“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加快推进以消费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和改革，关系我国未来10—20年的发展前景，并且它是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一、消费率不升反降的体制因素，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使投资消费关系长期失衡，并且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这些年，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2010年，最终消费率下降到47.4%，居民消费率降到33.8%。这些年社会需求总量在全面快速增长，城市化进程明显加快，需求结构发生重要变化，为什么消费率不升反降？这主要有三个重要原因： 不合理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束缚。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有两个重要特点：首先是行政主导；其次是工业化主导。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尽管城市化率很高，但由于行政主导、工业主导，带来投资率居高不下，2010年投资率达到了48.6%的历史最高点，与此同时消费率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投资率甚至超过了消费率。政府主导的投资增长方式使投资消费关系长期失衡，并且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不合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抑制。为什么经济长期保持9%左右的增长速度，老百姓的消费仍然比较低？主要在于不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这些年来，政府、企业收入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比重逐步下降。1995年—2010年，考虑到非预算收入，政府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所占比重由24.25%上升到30.48%，企业所占比重由9.88%上升到15.82%，而居民所占比重从65.87%下降到53.35%。 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制约。以农民工为例，“农民工”是中国特色，带有“过渡性”制度安排的突出特点。现在需要下决心结束这个“过渡性”，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二、走向消费主导，迫切需要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应当说，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社会各方面有高度共识，问题在于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上 能否用5—10年的时间实现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即：5年左右初步实现最终消费率由现在的48%提升到55%左右，居民消费率由现在的不到35%提升到45%左右；10年基本实现消费主导的目标，即：最终消费率达到60%左右，居民消费率达到50%左右。我认为，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我国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和消费需求，并且以促进人的自身发展为重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正是释放消费需求的重要历史时点。问题在于，转型与改革要突破。 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消费能力、消费水平直接依赖于收入分配改革的破题。收入分配领域的矛盾与问题，既存在于初次分配领域，也存在于再分配领域；既有市场经济不完善的原因，也有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不到位的原因。在我看来，能否打破利益掣肘，成为新阶段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政府需要有所作为。我认为，已经到了下决心出台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的时候了。 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老百姓的消费预期依靠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同时，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缩小社会差距也有明显作用。广东准备率先全国两年实现全省范围内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珠三角”计划在2016年前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如果能实现预期目标的话，将为转型升级提供重要的保障。 欧债危机以来，有学者把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国家的高福利上，并提出我国需要防止高福利风险。我认为，我国仍处于较低的福利阶段，远不是所谓的“高福利”问题，即使有“福利风险”，也只会是“低福利”甚至“负福利”带来的社会风险。为此，按中央的部署，到2020年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仅不存在“福利陷阱”的风险，而且十分有利于推动消费主导的经济转型。 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无论是扩大消费还是理顺收入分配关系，都与现行的财税体制直接相关。走向消费主导，迫切需要加快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财税体制改革。应当说，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社会各方面有高度共识，问题在于改革的决心和魄力上。 ――逐步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逐步降低企业税负，尤其是小微企业税负，使劳动收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