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惩戒权行使模式新探.docVIP

教师惩戒权行使模式新探近年来，随着“师生平等”、“赏识教育”等理念的提出，学生的个性得到张扬，维权意识不断增强，他们对教师的要求也不断提高。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中出现的可喜现象。然而，我们不可轻易乐观，因为其中不乏滥用维权“武器”与教师抗衡的学生，一些教师为了避免“麻烦”，往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任学生自流，从而造成师生错位等尴尬局面的出现。 在此背景下，“教师是否具有惩戒权”、“教师惩戒权是废是存”等类似争论此起彼伏。由于“教师―惩戒―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可简单地运用因果联系来推演，其关系网络内部存在多个“岔路口”（如图一示），所以理清它们的关系脉络并非易事，一系列争论也难有定论。如图一： 说明： 图中的A、B两处均存在争论，并且类似争论焦点的背后，各有一批支持者，而且均拥有大量的论据，故图中“理由”部分笔者不再赘述。 《教育法》规定：“教师有进行教育教学活动的权利。”惩戒作为一种教育方式，教师具有合理运用惩戒方式教育学生的权利。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完全确立，其成人、成才需要约束，教师的惩戒权有必要存在，由此推理至C处产生2个问题（如图一所示）：（1）教师惩戒权存在的理由；（2）教师惩戒权的行使模式。笔者仅通过本文探究：促进教学效果最大化的教师惩戒权的行使模式。 《中国教师》（2006年第9期）曾有文章指出：“无批评的教育是伪教育”。笔者赞成这一观点。“平等”只能是相对的，师生“平等”也是如此。惩戒（注：本文单独出现的“惩戒”均特指教师对学生的惩戒，下同）伴随“教育”的产生而出现，现实教学过程中，教师合理利用“惩戒”这一教育的方式，可以为学生（包括全体学生）成才创造良好环境，有助于教育目标的实现。因此，不管何时，只要教育存在，惩戒就应该存在。我们必须正视“惩戒”，并努力探索“扬其长、避其短”的有效行使模式。 创新教师惩戒权的行使模式 长期以来，教师惩戒权的行使往往是权利享有主体与权利行使主体相统一，即统一于教师。按理说，教师既然享有对学生的惩戒权那么当然就可以直接对学生执行惩戒，由此，惩戒过程往往也仅在一位教师和惩戒对象（学生）之间完成。这种教师惩戒权的行使模式具有：非公开、小型化、“私了”等特点，往往导致使教师惩戒权行使的扭曲，从而产生种种不良后果。 现实中，只有当教师对学生行使惩戒权过激，并造成较大影响的时候，才会有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的介入，对于更多的惩戒权行使偏颇但未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往往将错就错，而这对每一个受惩戒的具体学生来说，可能造成了长远的负面影响。这些也是围绕教师惩戒权产生种种争论的主要原因。 由此，笔者认为，教师惩戒权的行使模式应该引入公平、公正、半公开的分权、监督机制，克服其行使过程的“私了” 性。笔者初步探索出以下模式（如图二示）： 说明： ①“☆”两处“教师”指同一教师，即：指出惩戒对象（学生）的教师； ②“学生惩戒委员会”由不同单位人员组成，人数没有严格限制，３～５人为宜； ③“相应班级班主任教师”指：惩戒对象（学生）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教师； ④“家长会”主要在较发达地区可以尝试建立，不具备成立家长会条件地区的学校可以选择其他组织或社会团体参与学生惩戒委员会（如：在农村地区小学可以考虑让村委会妇女主任参与）； ⑤学生惩戒委员会应该有从事心理学或教育学教育工作的教师，并且“☆”处教师不在此列。 该模式实现了教师惩戒权拥有者和执行者的分离。教师拥有对学生的惩戒权，也是行使者之一，但在整个过程中其主要作用是：提交惩戒申请，说明惩戒原因，初步制定惩戒方案。直接行使权归学生惩戒委员会。这就使得惩戒过程实现了半公开化，半透明化。 惩戒过程的“半公开，半透明”原则十分重要，首先，虽然有校规校纪等惩戒依据，但学生实际的特殊性又决定了惩戒方式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所以必须突出“公开化、透明化”。其次，在“公开化”、“透明化”前突出“半”字，是因为有些时候，有些问题涉及学生的隐私，处理时必须遵循保护学生的原则，问题只能在学生惩戒委员会内部公开。 通过图二，很容易看出该模式要比具有小型化、非公开、“私了”等特点的教师惩戒权行使模式复杂。的确，该模式的程序更加规范、结构更加严谨、要求更加严格，执行起来可能不如“一次性”惩戒“时效”高。但我们要明确一点：对学生的惩戒不是目的，仅仅是手段，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时效”标准来衡量。学生惩戒委员会在执行该模式过程中，可以考察学生的改过情况，并将其作为处理的依据，引入这一“激励机制”可以促使学生尽快改过，这对于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将更为有利。 当然，对于日常教学中的一些小问题，教师可以自行处理，但教师必须把握好尺度，惩戒过程必须无条件接受学生惩戒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