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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问题及对策摘要 在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新的特点：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造成流向偏差进而引发“大城市病”，面临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被“边缘化”，遭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享上的失衡，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正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理引导农民工“返航”潮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防止“拉美陷阱”的出现。 关键词 城镇化；农民工；战略对策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1-0001-05 工业化与城镇化共同构成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主旋律。人口流动是工业化和非农化过程中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结果，也是每个国家城镇化、现代化的推动力量。目前，从总体上看我国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的新阶段，工业化和城镇化新的发展阶段也带来了人口流动的新特点。作为我国特定历史背景下伴随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推进而出现的一个社会现象，农民工是连接农村与城市、农业与工业、农民与工人的载体和桥梁。正确认识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和农民工这一新社会阶层的深层问题和新特点，对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城镇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与农民工的问题及其特点 农民工不仅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我国社会迅速崛起，成为我国城镇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务工农民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7．6%，在第三产业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占80%（冯华，中央1号文件起草人员解读：农村社会事业亮点多多，人民日报2006-2-27）。从演进过程来看，我国乡―城人口流动从计划经济时期严加限制到市场导向改革过程中有较大自由，到现今产业工人的身份确认，这其中所发生的变化，使得我们不仅要关注流动人口数量的表面增加和流转的动态结构，而且还应该充分认识到自发性流动人口不稳定的体制外“浮动”生存状态带来的边缘化心态、组织化程度低带来的弱势地位、不平等分享城镇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福利、内部阶层分化带来的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等深层问题和新的特点。 1．1 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流向偏差和失衡造成一些大都市出现“大城市病” 农村向城镇的人口流动是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流动人口的规模、流速、流向直接决定了城镇化的状况和城镇体系。目前，城市流动人口和农民工规模十分庞大。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数据表明：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从1993年的7 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1．4亿流动人口中农民工为1．2亿，占85%左右。如果再加上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农民工总数大约接近2亿人[1]。我国农民工问题，一方面表现为规模大，流速高；另一方面，则是流向和流出地过度集中。农民工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和大中城市。2004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占全部外出农民工的比重上升到70%以上，主要集中在流入地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7个省市。多项调查表明：在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高达60%以上。由于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的超量流入，我国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都超负荷运行。有关研究表明：北京流动人口突破400万，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上海和广州均突破500万，深圳暂住人口超过1 000万。从地域来看，流出地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农村。2004年中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4 728万人；西部地区外出务工劳动力3 161万人[1]。其中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9省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数量相对较多。其中河南和四川两省外出劳动力就超过1 000万人。城市流动人口过度向大都市集中形成了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大城市病”的主要表现是严重的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拥挤，资源特别是水资源紧张，城市容量严重超负荷。在国家环保总局监测的340个城市中，轻微污染和严重污染占60%，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出现煤烟和汽车尾气复合型污染，全国有4亿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此外，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被复制。农民工生活方式与城市隔绝，在文化生活方面有所谓“孤岛现象”，在社会交往上具有很大的“内倾性”，农民工在城市中“重建乡村社会”，形成了“都市村庄”[2]。 1．2 农民工自发性大，分散性高，组织化程度低，劳动力市场城乡分割与高速的农民工流动状况严重不适应 现代社会的社会网络更多的建立在以业缘、学缘的基础之上，与依靠地缘、亲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