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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立法保障青少年性教育实施作者简介：余雅风，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研究领域：教育法学、未成年人法学、青少年发展与青少年政策。主要论著有：《构建高等教育公共性的法律保障机制》《学生权利概论》《新编教育法》等，在《新华文摘》《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科研管理》《系统工程》等期刊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课题10余项。 从国内青少年社会问题的现状以及国外性教育的实践来看，在我国学校中开展青少年性教育不但十分必要而且刻不容缓。虽然一些地方和学校认识到了性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开始制定政策或采取措施对中小学生实施性教育，但总体来看，我国青少年性教育的实施和普及还存在着较大障碍，有的甚至还引发了一系列争议。因此，在我国应试教育体制下，需要通过权威性、强制性、带有引领性价值观的性教育法律规范，强力推进对青少年性教育的普及工作，确保青少年正确性观念、性行为的养成，促成青少年健康发展。青少年性教育立法，必须明确和重点规范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以学校性教育为规范重点 现代青少年处于大量性信息和性刺激的环境中，同时，作为一个正常发展的人，其生理和心理上有接近异性的需求，用一味回避和封闭信息的态度对待是不可取的。正因如此，早在1988年，原国家教委、国家计生委颁布了《关于在中学开展青春期教育的通知》，指出要适时对青少年进行青春期教育，正确引导、促进和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1992年，卫生部监督司和原国家教委学校体育卫生司印发了《中小学生健康教育基本要求（试行）》，要求将青春期教育的性生理、性心理、性道德融入到中小学生健康教育的内容中。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健康教育基本要求》、2003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中小学生预防艾滋病专题教育大纲》以及《中小学毒品预防专题教育大纲》等文件，都对学校性教育提出了要求。2008年，教育部新制定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中小学每学期都要安排健康教育课，从小学五、六年级起，学生将接触到有关青春发育期的相关健康卫生知识；高中阶段的健康教育课程将涉及避免婚前性行为等部分内容。 然而，在我国，学校性教育仍存在比较多的问题。整体来看，由于我国缺少统一的性教育大纲、教材和系统的性教育课程，性教育只是渗透在学校的生物、心理健康、体育和思想品德等课程当中，内容肤浅、简单，大多限于性生理知识的简单传授，缺乏性心理、性道德和性法治的教育。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由于性教育并非国家强制要求的必修课程，学校性教育课程开设状况未纳入学校教育评价体系，在高考、重点率的指挥棒下，学校对性教育的重视严重不足；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专业化的性教育教师，性教育师资严重缺乏。性教育教师多为兼职，大多数本身缺乏必要的、系统的性知识，有的把性教育课上成避孕知识和性病防治课，有的则是缺乏正确的性观念从而误导学生。 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原因以及长期以来性教育的空白，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几乎没有接受过正式的、系统的性教育，他们本身对性知识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认识和理解，而且很多人耻于谈“性”、害怕谈“性”，更不主张学校对其子女进行性教育，担心子女因此而误入歧途。由此看来，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对子女提供性教育的帮助和指导是极其有限的，这也造成了我国家庭性教育普及率极低、青少年从父母及其他监护人处获得性知识极少的现象。而且由于价值观的裂变和现实存在的代沟，父母与子女之间在友情、恋情、爱情、家庭等方面在观念上难以达成共识。因此，在一定时期内，要想主要依靠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普及对青少年的性教育是不切实际的。 法律是一个设定义务和规定权利的行为规则体系，“法律的存在最起码要使某种行为具有义务性”。[1]截至1992年，美国已有17个州立法实行性教育，另有30个州立法“建议”地方校区提供某种特定形式的性教育。[2]瑞典则通过一系列法律条文，使性教育从选修课成为全国学校的必修课，还制定了九年“一贯制”学生性教育教学大纲。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不仅改变了计划体制，也冲击了我国奉行已久的伦理文化。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诸如下岗、失业、价值观混乱、道德沦陷、暴力犯罪以及婚姻、家庭伦理真空等一系列社会问题，都给青少年性观念的形成带来深刻的影响，同时青少年性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些社会问题的体现。而目前，我国大众传媒对于青少年的负面作用十分明显，对其性行为也造成了不利影响。学校作为国家公共教育机构，在信息时代应强化其对青少年在网络安全上的保护职责。公立学校系统除了具有教育责任之外，还是处理贫困、种族歧视、虐待儿童、青少年犯罪以及其他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机构。[3]因此，在我国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应当通过制定“法”的方式，对青少年的性教育做出强制性规定。而且，青少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