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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压迫与现代作家自传创作 ——以郭沫若、郁达夫为例 谢子元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我国现代作家从事自传创作十分普遍，除一部分作家属于自觉地通过创作倡导自传文学外，更多的作家的自传创作与生活压迫密不可分。作为现代出版制度下产生的职业作家，他们需要不断创作来换取生活资料；而当局日渐严密的出版检查制度使很多题材犯忌；一些作家生活环境的转换使他们被抛到时代的“大风圈外”，这些因素成为他们转向自传创作的重要动因。郭沫若、郁达夫在这批作家中具有代表性。 关键词：生存压迫；自传创作 现代出版制度培养了依靠稿费和版税维持生存（通俗的说法叫“卖文为生”）的职业作家群体。如果按照职业状况来划分，现代中国的作家可以分为两大类：即完全靠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与部分依靠写作而同时兼有教职或其他较为稳定职业的作家，用今天的话说，也可叫做业余作家。真正的职业作家是有生存风险的，特别是在时局动荡和文化高压环境中尤其如此，写了文章不一定有买主，著了书不一定能出版，出版了也可能马上就封禁了。即算能发表能出版，稿费可能很低微，发行可能很有限，而且可怜的稿费和版税也不一定能应点。作家如果等米下锅，那风险可实在太大了。所以，现代职业作家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生存压迫。现代作家中陈述这种苦楚的实在不胜枚举。郭沫若在自叙传小说《行路难》中有真切的描述：“待到五月尾上来，二十块钱的房钱，他便无法交出了，他译了一部书寄回国去想卖稿费，但只能办到抽版税的办法，因为朋友们把他所译的书弄成了丛书之一了。上海的C书局凡关于丛书的契约，照例是只能抽取版税的。六月初间他又替上海的T书局做过一篇《王阳明全集》的序文，他满以为多少总可以弄到几个钱，但谁知也成了画饼了。于是乎六月尾间终竟受了房主人的放逐！他那时候真可怜，七八月间拖着一家五口，竟在海外替人守过两个月的当铺的仓库。”[1]285-286后来，爱牟（小说中的主人公）得了500元稿费，决定全家去乡下洗温泉，为的乡下生活费低一些，还可保养身体，也好做文章些。“房钱是六块钱一天，伙食一切通通在内，他们便定了一个新生的规程。顶要紧的一条是每天至少要写三千字的文章。”[1]326“我们终日畅游，把生活忘到了脑后了。但住上了四五天，她先就生出了不安。她是嫌她没事可做，也是怕我做不出文章，更愁着国内的战事拖延，就有文章也不能拍卖……”[1]332又如其回忆性散文《红瓜》中写道：“你要听话些呀，博儿。你爹爹因为你们搅着做不出文章来，要到古汤去做文章的呢。爹爹做不出文章来，你们便没饭吃。”[1]381这种生存境况和今日体制内的专业作家一边享有国家提供的工资福利，一边拿着稿费发家致富比起来，真可谓冰火两重天。 生存压迫是现代职业作家创作的一个重要动因，更是很多作家创作自传的重要动因。这一动因可从几个方面分析：一是必须不断有新的作品发表和出版，以换取生活材料；二是由于当局新闻出版审查制度的建立和强化，或者其他外部原因，很多创作题材都犯忌了，不能写了，必须寻找新的题材；转向写自己的人生经历可能较少忌讳，也顺理成章；三是由于作家环境变化、思想转换或与现实生活隔膜，创作陷入苦闷，或感到在急剧的时代潮流冲击之下，有必要通过自我回顾来总结人生经验，探寻未来道路，从而转向自传创作。郁达夫《自传》代序《所谓自传也者》中表明他创作自传正包括上述原因：“最近更有一位女作家（指绿漪，即苏雪林，引者注），曾向中央去哭诉，说像某某那样颓废、下流、恶劣的作家，应该禁绝他的全书，流之三千里外，永不准再作小说……因此，近年来决意不写小说了。”“要吃饭，在我，就只好写，此外的技能是没有的。于是乎，在去年今年的两年之间，只写下了些毫无系统，不干人事的游记。但据那位女作家说，似乎我写游记，也是一罪，事到如今，只好连游记都不写了。”“虽然专写自己的事情，由那位女作家看来，似乎也是一罪，但判决还没有执行以先，自己的生活，总还得自己来维持，天高地厚，倒也顾不了许多。”[2]1244这篇代序，主要是以嬉笑怒骂之笔回击绿漪的攻击，但也交代了郁达夫自传创作的部分直接原因。 郁达夫写作自传，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同一文章中就写到：“恰好有一家书铺，自从去年春天起，说到现在，要我写一篇自传。”[2]1244大约《人间世》杂志的邀请与催促，当是促成郁达夫《自传》诞生的主因。但“自己的生活，总还得自己来维持”，而维持的办法，“就只好写”。经济原因成为写作的动因，这是明白无误的。具体到写什么，一方面当然得是作者所了解、熟悉和擅长的，就是要能写；另一方面则写出来要能卖出去。从1933年移居杭州后，郁达夫过了一段比较悠闲的游山玩水的生活，写了不少游记，在写自传之前，刚刚集成一本《屐痕处处》出版。所谓悠游生活，并非他另有经济来源。实际上移杭也主要是为着节约生活费用。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