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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社会保障改革合作项目“危机后社保改革形势”专题研讨会欧债危机后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变化 郑秉文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 2016年1月21日 目录 一、债务危机与福利制度的关系 二、欧债危机前的福利增长 三、欧债危机后社会保障政策收紧 （重点） 四、欧债危机后增加劳动时间，活跃劳动力市场 五、危机后理论的变化与总体评估 六、福利国家向何处去？ 七、welfare state 向welfare society学什么？ 八、对中国的启示 一、债务危机与福利制度的关系 国内外存在两种截然，尤其在中国，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欧债危机与福利因素没有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慷慨的福利制度是导致欧债危机的重要诱因之一 双方各执一词。 但是欧洲国家和希腊的主流观点认为，从科恩·弗莱明科博士Dr Koen Vleminckx可看出，他认为，慷慨的福利制度与欧债危机之间，存在高度相关，对此，我高度认同。 为什么说福利制度与债务危机有关呢？请见希腊的案例： 二、欧债危机前的福利增长 三、欧债危机后社会保障政策收紧 1.欧债危机促使一些“钉子户”国家最终提高了退休年龄 由于老龄化，在过去十几年里，提高退休年龄在各国已成为社保改革进程中一个最常见和最普遍的改革手段，但普遍遭到民众的抵制和反对，一些国家改革步伐停滞，甚至出现骚乱，比如，法国曾因为提高退休年龄而多次引发全国性的示威游行，甚至导致社会骚乱。 欧债危机后，“改革钉子户”希腊财政几近破产，2010年接受了国际债权人的建议，提高了退休年龄，缩减了福利。“希腊”的带动起到了示范效应，其他一些钉子户趁着东风，原来不能提高退休年龄的，在2011年之后纷纷实现了提高退休年龄： 西班牙从65岁提高到67岁；意大利女性公务员从61岁提高到65岁；英国从65岁提高到66岁；法国是退休年龄改革的最后堡垒，从60.5岁提高到62岁，全额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至67岁； 反对这项改革的社会运动从这些国家向东欧的保加利亚、马其顿、罗马尼亚、波兰和西欧的德国蔓延，他们也先后提高了退休年龄。 在提高退休年龄的改革中，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女性退休年龄逐渐提高，并不断向男性的退休年龄靠近。目前，规定男女同龄退休的发达国家占绝大多数，他们是冰岛（同为67岁，下同）、挪威（67岁）、瑞典（65岁）丹麦（65岁）、芬兰（65岁）、爱尔兰（65岁）、德国（65岁）、荷兰（65岁）、西班牙（65岁）、葡萄牙（65岁）、法国（60.5岁）、比利时（60岁）、卢森堡（60岁）等。 2.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钩 希腊从2015年开始，意大利和英国从2020年开始，将退休年龄与预期寿命挂起钩来。法国是将领取全额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费与寿命预期挂起钩来，2013年开始从40年提高到41.5年。 3.降低养老金替代率 下调替代率的压力也非常大。近几年的实践证明，下调替代率的途径有两个。一个是将退休金的计算基础摊的更“薄”一些。DB型现收现付制的计发基数一般是以退休前最后几年或最好的几年的工资为依据，但近年来，法国的计发依据从最好10年的收入改为最好25年的收入；奥地利由最好15年增加到最好40年的收入；芬兰、波兰、葡萄牙、瑞典则以终身平均收入来计发养老金待遇，斯洛伐克由退休前10年中最好5年的收入改为终身平均收入。加拿大、捷克和美国使用的是30-35年之间 4.发挥市场作用，努力发展企业年金第二支柱 希腊第二支柱自愿型的私人养老金“职业保险基金”刚刚建立于2002年，由雇员和雇主共同缴费，采用的是DC型积累制。截至2007年，参与人数仅为1.18万人，占492万劳动人口的0.2%；全部资产仅为2460万欧元，占当年2289亿欧元GDP的0.01%，在OECD成员国中倒数第一，与同年OECD成员国75.5%的平均值相去甚远，就连土耳其还占1.2%。私人养老金资产规模超过GDP100%以上的国家有4个，其中包括荷兰。 希腊向荷兰学习，发展第二支柱 5.第二支柱从DB型向DC型转变。 DB型就是大锅饭式的现收现付，DC型是账户式的储蓄型。DB向DC转型，成为一个潮流。 荷兰与希腊都是欧洲小国，人口规模差不多（荷兰1600万，希腊1100万），但职业年金规模却天壤之别，荷兰的参与率高达69.3%，2007年GDP为5595亿欧元，而职业年金资产竟然是它的132%，高达7398亿欧元。职业年金如此发达，必然会减轻第一支柱的财务负担。 希腊公共养老金过于慷慨，致使其公共支出居高不下，但在荷兰，其公共养老金支出水平远小于希腊，可是实际退休收入占GDP比重却与希腊大致相同，只不过荷兰的退休收入结构中有三分二之一来自市场。 四、欧债危机后增加劳动时间，活跃劳动力市场 欧债危机后，失业率高企不下，青年人失业率高达30%-40%，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