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裕民_创新数字化城市管理.docx

“城市管理值得花一辈子时间去研究。”说这番话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已经在这一领域扎根了近三十INSIGHTS年。其实，她在读硕士时，就对城市、城市运行规律有了初步的了解。而后在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期间，通过对诸多城市走访、座谈，她对制度运行的弊病和进步性有更深入的认识。2000年当中国城市化正处于高速成长的起点时，她又在博士论文《中国城市化之路：经济支持和制度创新》中提出了推进城市化最关键的两大路径：一是工业化，二是制度创新。叶裕民认为，城市化的终极目标是城乡一体化。她经常把城市化比作一条由农村社会驶向城市社会彼岸的大船，工业化好比河水，制度好比河床。“大船的载重取决于河流里水的多少：水越多，船的载重越大；船的运行还取决于河床状况：河床如果曲折，多暗礁，大落差，虽然水可以通过，但船不能通过，或者只能过很小的船，造成城市化的非健康发展。通向工业化城市化的目标就要疏浚河床，破除制度障碍，加快制度创新。”在跟踪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叶裕民与地方政府还保持一些合作。在她的印象中，与朝阳区的合作则比较偶然。“皮定均在推进数字化城市管理工作方面做得很前沿，但他们觉得数字化实践科学推进，要加强理论研究，需要与学者沟通。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系刚刚建立时，皮主任便亲自带了团队来到我系，希望能够共同探讨数字化城市管理的理论问题。就这个会议室，我们开始了对于我们合作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交流。”叶裕民说。会议开始时，叶裕民还认为，人民大学研究的宏观城市管理与政府机构从事狭义的市政管理是两个概念。但在皮定均介绍朝阳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整体情况不足半小时，叶裕民就被朝阳模式深深吸引，她开始觉得这是中国城市管理的发展方向，而听完整个介绍，叶裕民则深信：“这就是解决中国城市化管理传统顽症的一个非常有效的措施，值得我们花时间和精力去探索、总结和进一步提升，我们一拍即合。”回忆当时的情景，叶裕民说，很快形成合作意向不叶裕民：创新数字化城市管理朝阳模式符合中国城市管理发展的需要。政府之于城市的发展而言，在我们看来无非六个字：规划、建设、管理洞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裕民中国城市管理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最大的问题是管理成本高、效率低。高效率，城管部门要尽可能用少的资金，去做更多的工作。这种低成本，高效率，使他们主要管面子上的事情，上级政府看得见的事情，管好管的事情，甚至于以罚代管，很难在工作中真正把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致使我们城市管理的表面化、利益化、冷漠化。表面化是只做表面的事情；利益化是以部门利益为导向，追求低成本、高效率；冷漠化则表现为对老百姓真正需要的管理关注远远不够。另外，中国城市化处于高速成长的状态，每年有大量的人口进入城市。这些人不熟悉城市的秩序，不熟悉城市的规矩。同时，城市管理也漠视他们，把他们排斥在城市之外，没有给予他们公平的待遇，这就导致他们与城市管理的对抗摩擦，使得城市问题显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城市管理非常难面对越来越多的城市问题，政府就设置越来越多的部门去管，城市管理部门越分越细，每个部门的问题都很多，都要很多的资金支持，政府在城市管理上的投入只能不断增加。因此，部门内部管理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整个城市管理的“高成本、低效率”就形成了一个悖论。中国的城市管理面临的严峻问题是城市管理部门化管理制度带来的弊病。数字化城市管理就是在上述的一个两难的选择过程中，一个严峻的挑战面前，破除城市管理悖论，探索低成本、高效率的管理路径。《新经济导刊》：在上述背景下，各城市探索推出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又有何创新之处？叶裕民：数字化城市管理的进步性在于，它利用了现代的数字化技术，通过制度创新和流程再造，建立了一套全新的高效率城市管理体系，这个全新的管理体系主要体现在六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六化：即反映问题社会化（Publicparticipation），确定问题标准化(Standardization)，解决问题责任化(Accountability)，分析问题数字化(Digitalization)，组织机构权威化(Authorized)，监督过程公开化(Open)，总结为CITY-PODAS模式。首先，这是建立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之上，而技术进步则表现在建立了一个全新的技术平台。比如环卫系统原来对哪里有垃圾，哪里没有垃圾并不清楚，现仅是因为数字化城市管理的先进性，还由于朝阳区监督指挥中心领导皮定均主任对这份事业的执着、敬业和发自内心的热爱“。一个城市也好，一个部门也好，只要领导认识到位，方向把握准确，勇于创新，敢于坚持，这个城市（领域）的工作一定能够做出重大成就。”而她的另外一个直观的感受是：“朝阳区善于借助社会的力量做事。比如技术的力量借助国研软件等企业的，理论的力量借助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以及其他一些研究机构的。善于借用外脑是智慧政府的共性。”《新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