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转折点”区域测度及战略选择分析.docVIP

“刘易斯转折点”区域测度及战略选择分析 “刘易斯转折点”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Lewis（1954）用来描述和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重要概念，被很多发展中国家用来作为政策调整的时点选择。转折点前后，劳动力供求、农业劳动生产率、工资水平、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速等重要经济变量都会出现巨大差异，成功实现转型的经济体一般在转折点到来之后都会对发展战略和政策进行调整。[1]因此，转折点的判断是否准确，对于经济发展与转型决策影响重大。 然而，现有文献对于我国经济的转折点是否已经到来还存在较大的争议，并且部分文献采用的研判标准还有待商榷。因此，这里首先对近年来有关“刘易斯转折点”研究的观点和证据进行评估，然后借鉴发展经济学界测度东亚经济体“刘易斯转折点”的方法，利用国家统计局7万抽样农户数据再次对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时间进行研判，然后就转折点到来之后的发展挑战和战略选择进行简单的讨论。 一、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自2004年以来，学术界关于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及其检验一直存在激烈争论，且迄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以下针对现有研究在论据和方法的一些缺陷进行讨论。 在现有文献中，黎煦、Zhang et al.、Li et al.等认为中国经济在2004～2005年到达“刘易斯转折点”或者开始出现劳动力短缺[2][3][4]，主要依据有： 第一，从2004年开始，沿海城市部分企业开始出现“招工难”现象，这一现象被媒体称为“民工荒”。另外，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117个城市进行的调查发现，岗位数量与求职者数量之比从2001年的0.65上升到2012年第一季度的1.08，学者也以此判断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消耗完毕，经济发展开始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第二，从2004年左右开始，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工资水平开始出现明显上升趋势。例如，根据农业部固定观察点数据，2003年农民工的月平均工资为528元，2004年则上升到802元，2005年达到852元，2007年进一步上升至1060元。 第三，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的状况有所改变。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之比，在2004年出现下降，由前一年的3.23降为3.21。2004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2004～2011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从3.21降至3.13。 实际上，根据以上几点来判断我国经济的“刘易斯转折点”于2004～2005年已经到来或者我国已经没有富余劳动力的说服力不足。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的“民工荒”现象，或者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岗位数量与求职者数量之比的上升，有可能是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并非总量性短缺。一种可能性是，企业招聘不到的是拥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力，而非低教育水平、低技能的简单劳动力，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技工荒”。另外，不少大中城市最近几年出现的月嫂、保姆短缺等，也体现了劳动力的结构性稀缺。 第二，“民工荒”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二元体制性障碍有关。近年来，尽管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城市对进城农民工在子女教育、居住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歧视性政策，部分农村劳动力或为了子女教育或因城市生活成本不断抬升等原因，不得不滞留在农村，从而导致农村劳动力富余与城市劳动力稀缺并存的局面。例如，Knight et al.也认为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民工荒”与农村地区富余劳动力并存是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其背后隐藏的是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和季节性短缺。[5] 第三，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工资上升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不一定是由农村富余劳动力消耗完毕所推动，也可能归因于各种政策因素的作用。例如，21世纪以来，我国取消了农业税，并逐步实施对农业生产的各类补贴，同时还构建了覆盖农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这些措施都直接提高了农民收入，从而提高了农民工的保留工资，因此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工资水平必须作出适应性调整。另外，我国从2004年开始明显加大最低工资执法力度，2008年颁布新《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实施更加严格和全面的保护，各地纷纷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也会推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农民工工资上涨。 实际上，很多关于我国经济的转折点已经到来的研究都是基于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观察，但实际上，刘易斯模型中的转折点的含义是农村富余劳动力被消耗完毕，因此，更科学方法是从农村或农业中寻找证据。在现有文献中，只有少数研究采用了后一方法，例如Zhang et al.利用甘肃贫困地区的调研信息，发现2003年后该地区的实际雇工工在农忙和农闲时都已开始大幅度上涨，他们据此推测全国性的劳动力短缺已经出现。[6]Minami and Ma通过估计中国1990～1995年、1996～2000年和2001～2005年三个时间段的农业生产函数来计算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并将其与日本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