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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正在向功能专业化转型路径统计 　引言 随着生产技术和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面对变化多端的市场竞争环境，企业为了节约成本，将不同功能机构布局在相应的城市，从而形成基于价值链的区域分工格局[1]。一些大中型城市具有人才、信息、资本、商务服务以及制度优势，大量吸引价值链高端功能如企业总部和研究开发机构等；而加工、组装、制造等功能集中于中小城市。这种价值链分工中，大中城市是区域经济控制者，决定人才、资本以及信息流向。这种城市间分工将改变城市间基于物质经济的联系，取而代之为信息流、服务流、资本流以及人员流动，这些非物质联系需要依赖于交通通信技术，而相关人员面对面交流也非常重要，从而引致对城市间快捷交通的需求。总之，基于价值链的新型分工将强化高端城市的经济控制力和辐射力，强化城市间非物质联系，从而推动城市群的形成发展。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城市功能专业化将是大趋势。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快速的城市化过程。随着城市快速扩张，大城市面临着土地、环境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纷纷寻求产业升级换代或功能升级，甚至提出发展总部经济的战略，吸引企业总部入驻，提升城市竞争力。近年来，像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确实吸引了不少国内大中型企业总部和研究开发机构以及跨国公司的高端功能。然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城市正在转向功能专业化呢？限于数据可得性，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城市产业专业化，辨识各城市主导产业，或者根据各城市的产业专业化对城市职能进行分类。目前我国的官方统计资料没有按照价值链功能来统计的数据，因此难以根据统计数据来展示中国城市的功能专业化趋势。 城市功能专业化与企业组织形式变化联系在一起。为了追求成本最低化和提高全球竞争力，跨国公司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生产片段化，将不同功能布局在不同国家；在东道国内，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战略性市场，跨国公司也会通过功能片段化来获取各城市的比较优势和优惠政策。因此跨国公司空间组织提供直接审视中国城市功能专业化趋势的重要视角。跨国公司一般会采取渐进方式进入国际市场[2]，逐步积累国外市场知识经验，对外直接投资不是一次性决定，是连续多次完成的。在面对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产权模糊、财产权保护能力弱、市场结构不完善、政府干预多、进入壁垒较高和政策较多不确定性，跨国公司更倾向于采取渐进式投资策略。 跨国公司在华扩张是一个多阶段过程，最初建立一个代表处，学习如何在中国市场运行和管理业务，并评估继续投资的风险和潜在回报。随着经济转型，体制不确定性逐渐消失，跨国公司开始在不同地方建立多个分支机构[3]。不同功能区位偏好不同，销售活动追寻市场，生产可能追寻效率或知识，研发寻求知识，总部追寻战略地位。一方面，跨国公司可以在空间上分离各功能环节[4][5]。另一方面，一些研究发现某些功能之间的共聚，如研发和区域总部，生产和销售[6][7]。因此，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地理集聚可以理解为连续投资下不同功能区位选择的结果。跨国公司的不同功能可能会偏好某些城市，从而促进城市的功能专业化发展。下面本文先阐述跨国公司的功能区位，然后以财富全球500强来描述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功能升级和地理扩张，最后基于离散选择模型探讨跨国公司是否采取功能集聚的区位战略。 1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 跨国公司国际扩张过程中常会遇到巨大的心理距离，这种心理距离源于母国和东道国的各种差异[8]。然而这种心理距离可以通过获得国外市场知识或发展本地能力来克服。本地市场知识可以帮助跨国公司抵御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定国家的知识和经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实践积累，在“干中学”的过程中获取的，是进入东道国的时间长度的函数[9]。跨国公司也可以通过连续进入来提高其组织能力[10]。在进入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国家，跨国公司基本上都是采取渐进式的扩张策略，进行多次跟进式投资。跨国公司多次投资于同一东道国，但前期投资和当期投资的功能可能不同，前期投资可能是办事处，当期可能是制造、研发和服务，甚至总部[3]。一方面，不同功能的不同区位要求可能会阻止前期和当期投资的空间集聚[4][5]。另一方面，价值链上不同活动的地理临近可能节省协调成本，甚至获得规模经济[11]。跨国公司是全球功能片段化的关键因素，他们从全球范围内选择不同功能的区位[12]。在一个国家范围内，城市从部门专业化向功能专业化转变[1]。企业管理和生产机构的日渐分离正在改变着城市的经济结构。 跨国公司以跟进投资于不同功能环节，这些功能有不同区位模式。销售活动通常是寻求当地市场机会，生产活动寻求效率或知识，研发寻求知识，总部寻求战略资产[5]。不同功能对规模经济敏感性、知识密集度和竞争强度都有不同要求[6]。销售和客户服务活动表现出空间非敏感性，而生产和企业支持活动表现出空间敏感性。研究和发展与企业支持是空间最敏感和知识最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