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华东政法大学学报.PDF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5 年第 6 期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 王 戬* 目 次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二、何为“怀疑”及如何“合理”的传统思路解构 三、“排除合理怀疑”与“无罪推定”结合的现实意义 四、“排除合理怀疑”的远期前景和作为一种证明方法的跟进与突破 五、结语 摘 要 2012年《刑事诉讼法》通过对“确实、充分”加以解释的方式间接地引入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 明标准，但二者结合的实践运用除了需要面对传统的适用困惑，随之而来的还有中国式的实践挑战。法律规 范的简单引入和实践中的具体运行并非等量概念，而这种适用中的差异和差异中显现的问题，却容易在同一 “标签”的掩盖下为继受者所误读。就我国现状而言，“排除合理怀疑”与“证据确实、充分”的结合适用还存 有配套制度、诉讼规则和体系化建设的诸多缺陷和问题，其中证据规则体系的完善应当成为我国证据制度建 设的头等要务。“排除合理怀疑”的远期前景是在诉讼和证据规则的完善基础上充分吸纳其理论内涵。当下 我们能够着力解决和亟须面对的，是其作为一种证明方法所应当做出的适应与改变。 关键词 排除合理怀疑 证明标准　证据规则　无罪推定 证明方法 “排除合理怀疑”是英美法系刑事证明标准的经典表述，对于我国的案件适用则是一个重要的实践命 题。从立法规定看，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通过对“确实、充分”加以解释间接地引入了“排除合理怀 疑”的证明标准，使我国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具有了主客观相结合的特征，这对一线办案人员在实践中适用 这一标准会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和冲击。由此，对“排除合理怀疑”的中国式适用及其面临的结构性障碍进 行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中的“排除合理怀疑” “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源自英美法系。本世纪初，随着自由心证的内涵及隐喻被重新认知，对其 体系下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明标准，形成了一轮学术热潮 , 关于英美法系的“排除合理怀疑”与大陆法系 * 王戬，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保障机制研究”( 项目 号 14ZDA017)、司法部中青年课题“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实践适用研究”（项目号 13SFB3019）的中期研究成果。 103 王 戬 论“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的中国意义 的“内心确信”的研究更加深入，形成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内心确信”、“排除合理怀疑”三者并存 〔1 〕 的局面。 而“排除合理怀疑”在我国由完全否认、排斥到现今由并行到融合的这一程度的确认，一方面缘 于理论界对“排除合理怀疑”理解的加深，另一方面则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在实践办案 中所遭遇的瓶颈和困境使然，其中后者更为重要，根植于一线办案的实践需求和多地的实务探索更加现实 地推进“排除合理怀疑”走入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当中。 综观我国 1979 年《刑事诉讼法》和 1996 年《刑事诉讼法》，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一直是刑 事案件认定无可争议的证明标准。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标准在理论上要求穷尽一切办法查明案件真实，侧 重于对证据本身量与质的要求，并不对控诉者和裁判者的主观认识活动进行严格要求。但刑事诉讼活动的 推进离不开公安、司法人员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知。就审判而言，尽管有罪证据确实、充分时法官应当作出 有罪判决，但证据确实、充分并不会公式化地自动与有罪判决产生关联，客观上的“证据确实、充分”只有转 化为裁判者主观上的有罪确信，有罪判决才能最终生成。换言之，法官作出有罪判决是依据证据所形成的 对于事实的内心判断而作出的，实际上是一个主观的过程。很明显，我国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证据确实、 充分”的证明标准与司法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