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二元论视角下新加坡土地征收低补偿价值借鉴.docVIP

法治二元论视角下新加坡土地征收低补偿价值借鉴 　(二)理论预设及分析进路 目前中外学界所主张的形式法治观或者诸多形态的实质法治观基本上可纳入“法治一元论”范畴。③前者主张“法治即形式法治”；后者则坚称“法治即良法之治”。至于强调“形式法治主义向实质法治主义转型具有客观必然性”的“法治过渡论”在本质上也可纳入“法治一元论的”范畴。④上述诸多形态的“法治一元论”，不但相互冲突、相互解构，而且均难以令人信服地解读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法治后发型国家的制度建设沿革与现状。本文试图以新加坡土地征收制度(1966”2007)为经验素材，从“法治二元论”的视角，运用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二元分离的分析框架，对新加坡形式法治建设和实质法治建设这两个场域进行各有侧重的探索，尝试着解读该制度之所以能的“法治”原因。在理论预设上，摆脱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种属”观或厚此薄彼的学术倾向，将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视为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同时也是在不同场域运行的客观实在。 具体而言，将形式法治限定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含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强调依法办事、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恶法亦法，视维护法律之确定性(安定性)为最高准绳。本文所指的“形式法治”并非缺乏“实质”，维护法律的确定性就是维护既定规则所确立的实质内容(或者实质正义)。实质法治则被限定于立法过程(即法律之立、改、废)这个场域，是公平、正义、人权、自由、法律之善恶判断、社会发展整体目标等多元实质价值观念的博弈与整合并最终内化为法律规范的领域，也是与民主宪政互动性特征最为显著的领域。本文所界定的“实质法治”并非不强调“形式”，多元主体正义观念的博弈和整合必须依循既定议事规程这个形式，即确保多元价值观念之冲突与整合在宪政框架内的有序性。另须提及的是，在本文分析框架内，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和各地方法院为实现本地区法律统一适用所颁布的规范性文件，均属形式法治建设范畴。至于西方诸国乃至新加坡、韩国等国针对制定法之诸形态的违宪审查机制(或曰“恶法”过滤机制)则被界定为实质法治(建设)范畴。 以上是本文所界定的“法治二元论”的核心内容，也是“法治究竟是什么”的理论预设和分析进路。笔者试图沿着抽象(理论预设)”具体(新加坡个案)”再抽象(理论总结)”再具体(反思与启示)的论证思路，验证该理论预设和研究思路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借此抛砖引玉，为法治实践提供异于“法治一元论”的另类解读。 二、法治二元论视域中的新加坡土地征收制度(1966”2007) 新加坡土地征收法律制度由《土地征收法》《规划法》《土地管理局法》《土地财税征收法》以及土地征收纠纷调处机制等构成。《土地征收法》是该制度框架内的基本法，涵括了涉及土地征收低补偿的所有规则。 (一)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与实质法治 实质法治场域中新加坡土地征收法律制度是指涉及私人财产权与国家土地征收权的多元价值观念在既定民主程序和法律规则范围内有序博弈，并通过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整合，融入宪法、法律文本的理念和规则的总和。土地征收领域的实质法治建设则特指新加坡执政者结合本国国情，与时俱进，使土地征收法律制度逐渐向更为尊重人权与自由、更显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的具体立法实践。 1.立法精神 依据制定法规制私人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国家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经济发展先于人权保障”的价值定位是贯穿于新加坡土地征收制度的立法精神。1966年，制定《土地征收法》时人民行动党政府关注的焦点是，吸引外资，振兴新加坡经济，解决严峻的失业问题引发的社会动荡，因而必须大规模发展公共基础设施。但新加坡土地资源极其稀缺，国有土地在当时更不足49％，加之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大幅度地提升土地国有化份额以利于土地稀缺资源的集约化运作，成为了竞选上台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基本国策。此时，实质法治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在1965年下旬制宪时由人民行动党拥有绝大多数议席的新加坡国会刻意回避了“财产权入宪”的呼声。在“私人财产权是否入宪”的国会辩论中，反对党议员强调应严格遵循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人权的普遍宣言》，将“不得武断地剥夺私人财产”纳入新加坡宪法，但未被制宪委员会采纳。宪法学家克哈布拉尔认为，从立宪背景和立法设计来判断，私人财产权未入宪的事实意味着新加坡政府试图规避所欲推行的征地补偿规则可能引发的违宪诉讼。[5]20客观而论，此举确实为新加坡立法机关在土地国有化进程中扫除了宪法上的障碍，奠定了以国会颁布的制定法为准绳构建新加坡特色的土地征地法律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土地征收法》因而成为了新加坡土地征收领域的基本法，也是土地征收制度不断创新之最为重要的法源。 “国家利益优于个人利益，经济发展先于人权保障”是新加坡长期以来居于核心地位的国家治理观。这种“施小恶以成就大善”的治国理念渗透于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