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悲剧之原理.DOC

單元名稱：語文的邏輯 關於悲劇之原理 （林啟屏） 作者：勞思光 原載一九五八年三月一日出版之《民主潮》八卷五期 署名：茶言 教學目標 本單元之教學目標，主要是希望提供一個學習現代知識的語文推理能力之訓練，尤其本單元將從當代文本裡，剖析作者形成問題、解決問題過程中的種種思維模式，期待學習者能由此學到掌握當代知識的路徑。 二、課前準備 「人」的存在是一件相當奧秘的事，因為人不僅是具有具體感受的存有者，人也是可以進行抽象推理活動的存有者，這雙重身份使得「人」成為萬物之靈。在這樣的身份裡，人的活動顯得比其他物類要複雜許多。因此，思考人類行為表現的意義，就絕不能傾倒於一端，而人生悲感的產生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三、選文 在兩個月以前，有一天晚上，我和另一位朋友到香檳大廈的俱樂部裏和丁廷標先生閒談。丁先生忽然半開玩笑地說：「我要寫一個長篇。」於是我們就問他選用什麼題材，他說是一個悲劇故事。 丁先生要寫小說當然算一件「新聞」了；何況他要寫的是「悲劇」，而我又是最愛悲劇故事的。很自然的，我們順著這個話題談了很久。 中間我們談到「悲劇的原理」問題。 大概一般人所了解的「悲劇」，不外是涉及某種幻滅或痛苦的故事；所以通常人一聽到「悲劇」這個詞語，最容易聯想到的就是「死亡和失敗」——看多了「鴛鴦蝴蝶」式的文藝的人，或許直接聯想到「失戀」。真真要講到「悲劇的原理」，恐怕至今還很少有人能提出確定的理論。 亞里斯多德在他的「詩學」（Poetics）中所提出的悲劇原理，大概算作最早的成型的看法。他明白「悲劇」是文藝作品的最高成果。但他所提的「憐憫與恐怖」（Pity and terror），似乎只能用來解釋「悲劇效果」，而並不是原理。一個悲劇故事，所以能在讀者心中喚起悲劇效果，確實大體上是要通過「憐憫與恐怖」的，可是，究竟人生中最可「憐憫」與最使人「恐怖」的問題在那裏，則是看悲劇的根源的文學批評家所應該用心的真實課題。 我從前一度對悲劇原理的問題，有很高的興趣；但其時自己的體悟太差，只能夠亂讀一些前人的理論，不能直接觸到問題本身。就像某些學哲學許多年的人，至今仍然誤以為「訓詁」、「考證」纔是哲學工作一樣；我那時候興趣雖高，卻不能體悟生命的實相，所弄的實在是「記誦之學」。 後來我的興趣轉移到哲學理論上面了。我也不再去鬧「錯把抄書當作詩」一類的笑話。我很少看到文藝理論的書籍了。可是，我對於悲劇原理反而有了較深的體會。 悲劇似乎可以分作三大型——指已有的悲劇作品而言。第一型是以「命定」一觀念為基礎的，如希臘的悲劇；特別為人所熟知的例子是《歐伊底帕斯》。它要透露出「命定」力量之「恐怖性」，來寫生命之可悲。第二型是以「缺陷」觀念為基礎的，如莎士比亞的悲劇；特別為人熟知的例子是《哈姆雷特》。它要透露的是：一角缺陷可以否定全面的正面條件；因此，一個善良的人每每由於一點內在缺陷而沉淪不自拔。這樣寫來生命之可悲。當然，這種原理也是亞里斯多德想到過的。亞里斯多德就曾經說，悲劇的主角必須不是一個壞人，而只是有某些「缺點」（Frailties）的「好人」。至於第三型，則亞里斯多德沒談到。那就是近代的悲劇了。這一型的悲劇以「衝突」為基本觀念；所謂「衝突」是兩勢力的衝突。寫這一型的悲劇作家，通常背後都有某一意義的善惡觀念。因此，他們所想表現的悲劇性，總是「可歸咎的」。換言之，他們寫的悲劇總是由於某一意義的「惡」勢力摧殘人類而發生。最方便的例子是左拉的《娜娜》。這種近代型的悲劇作品，開始是「自然主義的」；所表現的衝突是「自然的人性」與「人為的制度」的衝突。不消說，他們肯定的是「自然」一面，因此總或多或少地視「人為的制度」（用中國的老話說就是「禮教」了）為一種「惡」。後來則變成「社會主義的」。以這種觀點為背景而寫出的悲劇，大抵都是表現「現存的制度」與「理想的制度」間之衝突；他們視「現存的制度」為「惡」，而將一切悲劇性故事歸咎於它。當然，他們肯定的是「理想的制度」。 這三型中，以第三型為最低；所謂「低」是就所表現的問題的深度說。可歸咎的悲劇，不是生命本身的悲劇，而是時代的悲劇；它們不能透顯生命深處的問題。因此，人人都可以了解它們；為這裏面的問題總是一個很容易懂的問題，人人都可以見到。 就深度講，無疑是以「命定」觀念為基礎的希臘型悲劇所接觸的問題最深了。那是「無可歸咎」的悲劇。唯其「無可歸咎」，所以方是真悲劇。 第二型的悲劇，比第三型較深較高。但「缺陷」雖是生命所難免，都總還有「可以歸咎」的意味，比不上第一型。 換個說法來看，這其實是很容易懂的。第三型的的悲劇中，總是寫「壞人」，第二型的悲劇則「以不行的人」為中心。「壞」或「不行」至少在理論上是可以避免的。但第一型則不然；那種悲劇只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