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史学视阈下的广播史学理论与方法创新.docVIP

　　探究史学视阈下的广播史学理论与方法创新 　　作为一门行业史，广播史学研究与广播基本同时出现。在我国，由曹仲渊撰写发表于1924年《东方杂志》第18期上的《三年来上海无线之情形》是目前已知的最早一篇广播史学文章。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广播史学研究都一直处在匀速发展阶段。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期之后，尤其是近十几年来，广播史学的发展呈现出加速度状态，主要表现在学科体系建设基本完成，通史性著作及各类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史学研究方法与基本史料积累不断推陈出新，研究人员与平台阵地不断扩大等方面。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通常，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对于一门学问、一个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引领作用，广播史学研究也不例外。不少研究者都曾经指出，当前我国广播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创新还不够充分。因此，广播史学研究如果要在目前蓬勃发展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在理论与方法创新方面多下功夫就具有相当的必要性。 　　一、我国当前广播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在史学研究中,所谓理论,主要指的是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来观察历史;所谓方法,主要指的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反映这种观察所得。理论与方法是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对我国当前广播史学研究的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梳理，有助于发现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之处。需要说明的是，在对当前研究理论的梳理中，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广播史学研究的专著，因为专著篇幅较大，兼顾宏观与微观，对理论的阐释与应用更多，更具代表性。对于为什么研究广播史学的回答，是广播史学研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对此，赵玉明在其主编的《中国广播电视通史(新一版)》中有过明确回答。他认为，研究的任务就是要探讨、梳理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程，挖掘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从而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对何为史料的认识，也蕴含着重要的史学理论思想。从目前国内广播史学界研究所使用的史料看，基本以官方文件、史志、报刊等为主。比如，由各大档案馆保存整理的各个时期的广播、宣传管理规定、条例;由各部门、各地方编纂的广播地方志书;各个时期公开出版发行的报纸、期刊等。还有一些领导人、管理人员、亲历者的文集、报告、回忆录等也是当前研究主要运用的史料。这种以官方或准官方相关文本为史料的广播史学研究，是中国传统史学中官修史书的主要方式，体现的是一种自上往下看的史学理论思想。不过，历史是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的，广播的历史除了包括国家、机构、精英等之外，还包括众多默默无闻的参与者和聆听者，对他们的研究则需要扩充对史料的认识范畴，需要更多的自下往上看的史学理论思想。 　　如何对历史进行分期，也是史学理论的重要体现。通过对目前现有的几部广播通史分期的梳理来看，其基本与政治史的分期相吻合。媒介从出现之日起，就与政治有着密切关系，广播也不例外。广播在世界范围内，尤其是在中国，一直都是起着重要的喉舌作用，广播的历史与政治的历史有一定相近性是符合事实的。但广播的历史并非只是广播宣传的历史，广播也并非是政治生活的附属与注脚。在近百年的广播史中，广播与社会生活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及改革开放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广播在信息传递方面，在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方面，在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等方面，都有着广泛的作用，也都可以成为历史分期的依据。这种广播史的社会视角，是目前广播史学理论中需要进一步扩充的。 　　马克思主义史学在近现代中西方史学界都有着深远影响，我国广播史学理论对其也多有借鉴与应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最重要的理论莫过于唯物史观。其主要观点就是，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运用，在我国广播史学研究中较为常见。比如，庞亮在研究梅益的广播电视宣传思想时就认为，梅益广播电视宣传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同他所处的时代有着深厚的关系。当时中国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都对广播电视事业的发展，包括梅益本人的各种观念的生产，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再比如，艾红红在阐述广播电视史学研究基本理论时认为，应把广播电视的发展置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而不是孤立地就广播电视论广播电视。不同的广播电视状态，实际上都反映了其所处的社会时代要求。 　　西方的新史学理论在我国广播史学界也可以找到一些影子。比如对于整体史观的认识。艾红红曾提出过建立广播电视史学研究的大历史观，就是说，在广播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成果中，不但应该包括传者的历史，还要包括受众、信息、媒介等的历史。李煜在其提出的广播史研究范式转移的设想中，就讨论了借助传播史或者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重新书写广播史的可能性。在目前国内广播史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其主要运用的多以中国传统史学方法中的史料收集、史料辨伪、史料校勘以及史事考证为主，从而发现、梳理广播史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