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基于PPP模式的全民阅读立法.docVIP

　　探讨基于PPP 模式的全民阅读立法 　　关于全民阅读立法争议中有一个现象， 发出反对声音的一方并不是反对全民阅读， 他们本身都是一群热爱阅读、想推动阅读事业发展的人， 他们疑虑的是立法的旨趣和相关具体内容的配套与协调问题， 甚至从人权保障上担忧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这些意见确有其理， 如果全民阅读立法只是走形式， 不仅浪费立法成本， 而且适得其反， 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一种抵触情绪。对此， 本文从全民阅读立法目的出发， 阐明全民阅读的现实意义， 从法治角度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民阅读活动开展模式， 并结合国内外阅读政策与法律的制定情况， 提出基于PPP 模式的全民阅读立法设想。 　　一、全民阅读立法目的的阐述 　　阅读的好处通常从读者角度理解， 如英国思想家培根在《谈读书》中说： 读书之用有三： 一为怡神旷心，二为增趣添雅， 三为长才益智。 且阅读是老少皆宜的事情。阅读对于而言与读者一样意义重大。如果一个作品缺少了被阅读的机会， 那么创作的积极性是会日渐消亡的。这表明了阅读活动具有较强的互益性。个人阅读是一个读者与互动的过程， 全民阅读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只不过它的主体更广泛。这就决定了全民阅读的立法目的是在全社会形成一种主动阅读的风尚， 进而在知识交流过程中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凝聚力， 于民提高文化素质， 于国增强综合实力， 意义深远。 　　全民阅读的意义得到广泛认同， 这是无异议的， 问题在于 如何行动说到底， 读不读书是个人的选择， 如果阅读在生活的诸多选项中排名靠后， 政府和社会再怎么提倡和鼓励， 个人无动于衷， 还是于事无补。 如果全民阅读 只是政府的投入， 民众只是受体， 那么就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不仅浪费公共资源，而且在自由意识浓厚的现代社会还有可能会被质疑洗脑。那么， 政府是不是就该当全民阅读 的甩手掌柜呢? 这也不对。在现代社会中， 伴随着行政权力在社会领域的扩张， 政府实际上控制着更多的公共资源， 行政在更宽广的社会领域发生作用， 它对社会的影响不再局限于经济与政治领域， 它还应积极保障公民发展权的实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政府的一项职责， 在现代社会给付行政不仅仅只是行政主体在公民失业、年老、疾病或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或其他特殊情况下，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或政策的规定， 赋予其一定的物质权益或与物质有关的权益的具体行政行为， 还应包括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应有福利的行为， 即给付行政一方面通过为个人提供特定目的的支持， 另一方面通过建设公共设施， 保障和改善公民的生活条件。给付行政不应局限于针对特殊人群的申请， 还应面对广大的普通公民， 即国家提供给社会大众的服务， 个人可以社会的一分子来分享之， 便是属于这个生存照顾。鉴于我国给付行政的发展历史， 在当下语境中， 给付行政的目的应从生存照顾转向福祉提高。 为公民提供必要的阅读条件就是现代服务型政府应该给予民众的保障。全民阅读立法就是要使阅读 成为国家、社会、个人都关心的事情， 形成公私合作的共赢局面。 　　二、全民阅读PPP 模式的选择 　　有出版业专家通过对台湾高雄市立图书馆以及第二书房北京金中都图书馆的考察认为PPP 这种方式是我们开展全民阅读、推动全民阅读非常好的方式， 无论是我们阅读空间、基础设施建设， 还是阅读的活动组织。PPP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是20 世纪90 年代初在英国公共服务领域开始应用的一种政府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合作方式， 是指政府通过与社会资本建立伙伴关系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的一种合作模式。 PPP 模式一般特征有： 一是伙伴关系; 二是利益共享; 三是风险共担。 全民阅读PPP 模式是政府、社会、个人共同推动全民阅读事业发展的方式。它与一般PPP 模式相比， 社会公益性更强， 合作关系持续时间更长， 有时超出以年为计算单位。它能适应中国国情， 解决我们当前在全民阅读中遇到的现实问题。 　　首先， 人的问题。依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显示，年成人图书阅读率平均为55.9%， 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平均为79.4%， 成年国民认为有关部门应当举办读书活动或读书节比例平均为66.7%。调查表明一方面我国国民尤其是成年人整体阅读率不高， 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阅读的需求还是较强的， 这说明全民阅读有着较大的发展空间。虽然制约人们阅读兴趣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但是沉默的螺旋 理论说明了舆论心理导向的重要影响。没有形成一种阅读的社会氛围， 去看书的人会越来越少。然而， 过度的阅读宣传会让多数人产生一种被 压迫感， 更何况阅读对于公民个人而言就是一项私权， 并非一种义务， 他有选择的自由。所以需要一种更主动的方式推动全民阅读活动的开展， PPP 模式在尊重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