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基层社会治理中刑事强制手段的滥用及规制———以刑事拘留的滥用为例.docVIP

　　浅谈基层社会治理中刑事强制手段的滥用及规制———以刑事拘留的滥用为例 　　一、引言 　　矛盾和纠纷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无法回避的难题，从群众的角度出发，他们首先会选择平和的、非冲突的纠纷解决途径，比如调解。然而，由于很多因素的影响，纠纷的化解并不总是在良性的轨道上运行，比如由于纠纷主体所期许的公正( 有学者调查表明大约一半以上的当事人不接受法院调解的结果的原因是认为结果不公正) 并未得到实现; 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现行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流于形式、运行不畅、程序不完善、落实不到位等问题，导致群众的利益诉求难以通过恰当的途径表达并得到妥善解决。这些情况导致基层社会治理中频频发生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 　　这突出表现在社会群体性事件的急剧增长上，据2014 年社科院法学所发布的《2014 年中国法治发展报告》( 以下简称《法治发展报告》) ， 2000 年1 月1 日至2013 年9 月30 日期间，全国发生100 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就有871 起，化解社会纠纷、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乃至于所有国家机构、国有企事业单位最为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在这种巨大的政治任务压力之下，一些地方开始采取能够短期见效、迅速平复矛盾的强制手段来应对社会矛盾，刑事强制措施即是其中常用的手段。 　　很显然，这是一种运动式治理，在组织环境突变的情况下，比如发生重大的自然灾害、严重的政治危机( 外敌入侵) ，运动式治理有着制度式治理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它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一定区域乃至全国的一切资源投向一个目标，效率高、力度大、见效快。但是，运动式治理不能用于解决常规的社会问题，运动式维稳也不能解决社会长期稳定的问题。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 　　建立畅通有序的诉求表达、心理干预、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使群众问题能反映、矛盾能化解、权益有保障。这两个党的重要的文件实际上从理论上否定了在法治化的今天仍然奉行运动式治理的思路，提出了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探索治理体制、机制上的创新的战略部署。四中全会之后，习近平同志在多个重要讲话中的论述都印证了上述看法。2014 年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四个决不允许: 决不允许对群众的报警求助置之不理，决不允许让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决不允许滥用权力侵犯群众合法权益，决不允许执法犯法造成冤假错案。四个决不允许实际上是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的批评和禁止。中央的政策性文件宏大而抽象，具体的实践细小而具体，中央的政策和禁令要落实到基层千头万绪的具体工作中来，需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本文着眼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滥用职权的一种情形滥用刑事强制手段，这很显然属于四个决不允许的范畴，但由于中央禁令执行方面的问题以及实践中诸多细节问题( 比如怎么认定滥用，谁来认定滥用) 没有制度性、程序性、可行性的配套规定，而这种措施又确实顺手而好用，导致刑事强制手段在大量被滥用。笔者的目的在于证明，这种滥用的危害极大，会动摇法治的根基，必须加以规制。 　　二、基层社会治理中刑事拘留的滥用 　　拘留是刑事诉讼中一种临时性羁押措施，目的在于保全嫌疑人或被告人，进而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作为侦查手段，包括拘留在内的羁押措施是侦查机构保障嫌疑人到场，顺利地收集、固定或保全证据的最有力的保障性措施。程序保障是羁押的根本目的，羁押以及其他强制措施不具有惩罚性的处分功能和属性，不能演变成积极的惩罚措施。 　　所以，刑事拘留的目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实体性的，其程序意义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而非程序之外。刑事强制措施不具有惩罚性，这是无罪推定的基本要求，因为此时嫌疑人乃法律上无罪的人。由此出发，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等国际条约和规则都明确要求，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应当作为刑事程序中的最后手段加以使用。世界各国包括我国《刑事诉讼法》都对拘留等羁押性强制手段设置了严格的适用条件。但是，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中，刑事拘留往往超出法律规定的适用范围，超出立法原意进行使用。 　　实践中，刑事拘留的滥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一) 拘留对象的扩大化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0 条的规定，拘留针对的是现行犯或者重大嫌疑分子，同时本条详细规定了适用拘留的法定情形。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拘留的法定条件并未被严格遵守，拘留的对象被任意扩大，在一些地方就连轻微伤害、轻微盗窃、吸食毒品、经济纠纷等治安案件和一些自诉案件中的违法都可以采取刑事拘留。 有实证研究者曾经对某地三年的刑事拘留人数做过统计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