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韬七三略.pptVIP

一個國君與將帥，唯有做到以上要求，才能成為在國 家有好名聲、在軍隊是好楷模、作戰時受部屬信賴的好 領導者；當然，有了這樣的領導者，就可以取得戰爭勝 利。 此外司馬法也強調「賞罰」的重要性，其原則是「公 正適當」、「從重從快」，以收宣教目的；故曰：「賞 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速覩為 不善之害也。」(司馬法?天子之義第二)。 司馬法又認為，將帥不可但憑一己好惡私念，而濫施 賞罰；否則就是「專權」。而在作戰過程中，領導者除 應「重賞罰」外，尤須：戰勝時「與眾分善」，戰不勝 時「取過于己」，再戰時「誓以居前」。(司馬法?嚴位第四) 不過，「賞」與「罰」之間，司馬法似乎更重「罰」 ，認為「嚴罰」具有警惕作用，使人不敢犯法；故有「 小罪乃殺，小罪勝，大罪因」的主張。(司馬法?嚴位第四) 總之，老師觀察所見，司馬法領導概念的最大特點， 在於具有較強的「整體感」，與向下紮根的「務實感」 ；此與同一時期以「理論見長」的孫子、吳子、孫臏等 人相比，層次與內涵均有不同，但具互補作用。 五、《尉繚子》 成書於戰國中期，出於梁惠王時尉繚之手(隋書?經藉 三)。 《尉繚子》崇尚「法治」，具濃厚的法家思想，亦有 較強的兼容性；其開宗明義第一篇，就談「天官」問題 ，標示其「無神」看法。 所謂的「天官」，就是古時候對天體星象的總稱，以 此推算陰陽時日的向背變化，決定人世間的凶吉，也用 於預測戰爭的勝敗。但尉繚不同意這種觀點，在與梁惠 王對談時，曰： 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 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城者，城高 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 若城下池淺，守若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 時日，不若人事也。(尉繚子?天官第一) 尉繚認為，唯有「人事」，才是戰爭的主體與勝負的 主宰者，和「天官時日」並無關連。比如攻城，若東西 南北都無法攻破，難道這四個方面都沒有適於破城的「 良辰吉時」嗎？其實攻城成敗的關鍵，在雙方「人為」 的作戰準備，而不在將帥對「天官時日」的迷信。 為將者，必須有「上不制於天，下不制於地，中不制 於人」(尉繚子?武議第八)的氣魄與修養；這樣將帥領導士卒 、指揮作戰時，才能「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主於後 ，無敵於前，一人之兵，如狼如虎，如風如雨，如雷如 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尉繚子?兵談第二) 因此，尉繚提出「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 人所貴，人事而已」(尉繚子?威戰第四)的見解，此觀點與孟 子相同。 尉繚認為，將帥與士卒間的互動，應以「誠」為基 礎。 (尉繚子?攻權) 尉繚對王者與將帥又有「不私於一 人」(尉繚子?攻權)的期許，認為唯有領導者「使民無私 」，才能「天下一家」。(尉繚子?治本) 《尉繚子》崇尚「法治」，強調「武禁文賞」(尉繚子 ?治本)，著重「軍事管理」；以全書的一半篇章(篇十 三至篇二十四)，詳述與「統御領導」基礎工程相關的 「軍事法令」條目。 總而論之，老師認為，尉繚不僅是一代「兵學宗師」 ，更是一位古典「理性」兼「現實」主義的思想家；其 能在當時打破神權與封建禁錮，出現「注重人事，不求 鬼神」的「無神」思維，尤其難得。 六、《六韜》 或稱《太公六韜》，約成書於戰國後期，托名於齊太 公姜望(即姜牙或呂望)；包括文、武、龍、虎、豹、犬 等六韜，故名。全書共六十篇，惟部分內容已佚。 《六韜》之政治思想，首論「君道」；「君道」，也 就是「國家領導」之道。作者以儒家思想為主，融合諸 子觀點，對君王提出「仁」、「德」、「義」、「道」 修養的要求。(六韜?文韜?文師第一) 《六韜》主張「天下為公」，「唯有道者處之」(六韜? 武韜?順啟)。其「國家領導」思想，認為國君須與人民共 享天下利益，才能得到天下；若獨享天下利益，就會失 去天下。只有不掠奪人民利益者，才能獲得人民擁戴。 (六韜?武韜?啟發第十三) 《六韜》對將帥修養的要求很高，希望將帥都能做 到「智勇雙全」、「才德兼備」、「人格完美」與「 忠於人君」；唯有這樣條件的人，去帶兵打仗，才能 獲得全勝。 七、《三略》 又稱《黃石公三略》，或《黃石公記》。舊題黃石公 著，或稱下邳神人撰，因出於秦漢之際人物之手，偽托 姜太公所作，由黃石公受張良，故名。(史記?留侯世家) 不過，黃石公授張良者，分明是《太公兵法》，但卻 由此流傳成為《三略》，至今無人能曉，也因此出現 《三略》成書的一些不同說法。 《三略》兼採儒、道、法、墨諸家思想，與讖緯迷 信之說，因其很多內容，講求人情世故，能與世俗人 性結合，容易深入人心，故為歷代領導實務者所推重 。 全書分上、中、下三略，是一部著重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