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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读的文章是怎样写的 可读的文章是怎样写的 ——摘自张五常 自从我在四年多前开始用中语发表文章后，读者的反应很热烈。学术性的文章能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在美国也不容易，更何况是在香港。这点颇为意外的收获，使不少人觉得奇怪：为什么学术文章有市场价值？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些人认为是因为我敢言，另一些则认为由于我是教授，是什么「权威」，甚至是什么「性格」，越说越离谱。学术是没有「权威」的，而教授又何其多也？至于所谓「敢言」，只不过是职责所在，没有什么了不起。要说有人愿意听的话是要站起来的；这样的作者在香港还有不少。 我认为读者喜欢我的作品，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文章可读。所谓可读，只不过是说文章写得够清楚，有趣味，也可增加读者的知识。要达到这三点，说易极易，说难甚难。但在学术上，可读的文章毕竟是莫名其妙地不多见。这里，我希望将自己认为是「说易极易」的一些法门，公之于世，让学术界的朋友能加点意见，给学生们作为参考。 有些读者以为我的中语作品是由英语的原文翻译过来的，或起码在动笔之前用英语构思。这是不对的。但无可否认，我的中文作品，的确有些英语的行文「风格」。理由是，虽然在少年时我对中国的诗、词、古文因喜爱而有点认识，但「正式」用中文书写还是近几年的事。我用英语写论文是下过功夫的，一旦改用中文，就很自然地以写英文的方法和「格局」来表达了。 天下文章之道殊途同归。能够用一种语言把文章写得通情达理，我想，用另一种自己懂的语言来表达，也是一样。世界上不容易找到一个懂中、英语文的人，英文写得通，而中文却写得不通的。通就是通，不通就是不通，哪有什么中外之分？这一点，学生们要记着。 （一）清晰的文字 很多老师教学生写文章，要先起一个大纲。因为太多人这样说，我不敢反对；但我自己是从来不用大纲的，就是很简略的也没有用过。不仅是写文章，就是写书我也不用大纲。因此，在用大纲这一点上，我没有什么意见。我想：习惯上有些人可以不用，有些人非用不可。哪种做法较方便大概因人而异了。 撇开大纲不谈，我以为要把文章写得清楚明白的第一步，是先要有话可说。这并不简单：无话可说的文章触目皆是。有话可说，是指有所感受而说的话；是指言中有物，而非不着边际、滔滔不绝的话。要描述一件事，要说一个道理，要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情，就是有话可说了。既然有话可说，在自己脑海中就一定在某程度上清楚地知道要说什么。我说「某程度」，是因为在书写之前，要说的话往往是不会十分清楚的。写文章的一个重要功用，是作者在写时能强迫自己把要说的话说得更为清楚一点。假若完稿后，连自己也觉得写下来的并不比动笔前要说的更清楚，那么文章就有问题了。 文章清晰的第二个法门，是要首先选择一个假想的读者对象；选了之后，就加以固定，千万不可中途改变初衷。被选定的读者对象，可以是某一水平的读者，可以是素未谋面的人，或是一个朋友。我自己的惯例，就是从某一文化水平中选取一个自己熟识的人，或是一个自己创造的典型人物，然后面对这个「代表」人物述说一切。写博士论文时我的读者对象是一 位教授；为英国的经济事务学社写一本小册子时，我的对象是一位聪明的记者；写《卖桔者言》时，我的对象是一位有香港中学程度的读者。选取的对象不同，文章的表达深浅就跟着不同了；若在中途改变了对象，文章写来就变得深浅不均。 第三，重要的观点不妨细致地解释。作者认为是不大重要的地方，简略地说一遍就够了；但重要的就不妨三番数次地采取不同的角度加以解释。我们很少见到一些绝妙好文，会被认为在重点上是说得太多的。将重点重述是高手的惯例。另一方面，一些湛深难明的术语，放在不重要之处无伤大雅，但假若一个术语在文章内有关键性的地方出现，那就要解释得一清二楚。换言之，清楚的文章是要在重点上清楚，其它地方一笔带过是可以容许的。 有些人认为同样的词汇不宜多用。这观点是不对的。当然，为了文采，有时我们是要将刚刚用过的单字或词汇更换，但假若另用不同的单字或词汇会误导读者，那就不应更改了。清楚比「夺目」重要得多。 第四，分段与分句极其重要。这一点，一般地说，中文作者似乎不及英文作者来得严谨了——中国古文的无段、无标点是不良的影响。要记着，从一个角度述说一点是一段；可以独立的就是一句。每一段是一个新发展；每一句是一个可以成理的片段。二者都不应过长。第五，文章既要开门见山，也要避免矫揉造作的句法。作者自己打算说什么，就干脆地一开始跟读者说明，使他们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清晰的文字，往往是简洁地直说的。卖弄文笔，花拳绣腿，故作神秘，是那些误解文章之道的人的自我陶醉。 最后一个把文章写得清楚明白的法门是对读者要坦白。我不是说作者要将自己的私隐公布，而是说作者自己认为不大明白的，就应该开心见诚地跟读者说明。作者自己不明白或解释不了，跟读者明言是不会被嘲笑的；但假若自己不明白而又故意拖泥带水地加以掩饰，读者就会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