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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调整致企业多领域刑事风险增加刑事立法的变动折射出国家刑事政策的调整，预示着相关领域社会治理方式与力度的变化。对于企业及其高管而言，从前没有刑事风险的一般性违法、违规、违约行为，极有可能在法律变动之后成为某种刑事高危行为。1997年刑法颁布实施以来，先后进行了九次修订，基本上保持两年一修的速度。法律的滞后性本不言而喻，但是如此频繁地修正一部重要法典，反映出中国社会发展的激进状态，也说明社会关系更加错综复杂，需要用更科学、更严谨、更有效的惩治手段来巩固社会基础。刑法的修订对于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明显作用，但也必须看到，刑罚过度介入民事经济领域未必就是好事。公司、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为活跃的细胞，立法调整的影响不可小觑。或许就在不经意中，企业经营的诸多领域因刑法修正而变得险象环生。安全生产领域2006年，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不报、谎报案全事故罪”，规定“在安全事故发生后，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贻误事故抢救，情节严重的”，构成犯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随后发布的司法解释首先明确了“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实际控制人、负责生产经营管理的投资人以及其他负有报告职责的人员。同时，明确了追责原则，即上述人员因为不报或者谎报事故情况，导致事故后果扩大，增加死亡一人以上，或者增加重伤三人以上，或者增加直接经济损失一百万元以上的，将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一个正常生产经营的厂矿企业，谁都不希望发生事故。一旦不幸发生，抢救是最迫切、最重要的事。相较而言，研究如何上报并不是那么紧急。然而，刑事立法者却不全完这样认为。刑法修订明显是针对那些欺上瞒下的无良老板，但同时也可能杀伤一批无辜者。有时企业可能顾不上报告，有时也许忽视了上报，如果未能及时报告且又导致事故后果加重，厂矿负责人、投资人将面临刑事责任，尽管他们在主观上并无犯罪的意愿。发生事故如实上报，这样一个很正常的程序问题，似乎不一定要用刑法来规制。但是立法已经调整，厂矿企业的投资者、经营者的头顶被生硬地加了一个紧箍咒。以前不太重视的问题，如今变成当务之急。上报是必须的，而且要第一时间上报。否则，刑法之剑会凛然出鞘。破产清算领域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构成“虚假破产罪”。这是刑（六）增加的又一个罪名。?企业经营不善面临倒闭时，有的老板自作聪明，签订虚假合同增加自身债务，或者通过各种渠道把企业财产隐藏、转移，然后向有关部门申请破产清算程序。此时的企业已经没有什么“产”可“破”。这种做法直接损害债权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2006年以前，这样做只是违反行政法规规章，即使被发现只能通过行政处理或者民事诉讼来解决，刑（六）颁布之后，还想以此逃避债务，将被追究虚假破产罪刑事责任。企业高层监管领域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为掌握着公司的重大信息、决策内幕，如果他们违背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利用职务便利，操纵上市公司，无偿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者以明显不公平的条件，提供或者接受资金、商品、服务或者其他资产；或者向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资金；?为明显不具有清偿能力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为其他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担保；或者无正当理由放弃债权、承担债务；上述行为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在2006年以前，利益受损方是无法追究当事人相应责任的，通常只能作为公司内部问题处理。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上市公司的股东群体越来越大，公司利益涉及的领域增多，如果不能对此种行为做出惩罚，可能造成较大社会影响。因此，刑（六）规定了“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对企业的董、监、高乃至实际控制人提出了更高的诚信要求。此前，上市公司运营过程中通过上述不法行为实现利益输送的人，钻了政策的空子，此后如果还有人再以此发大财，就要面临刑事追究的风险。??贷款融资领域2006年以前，企业为了贷款，千方百计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搞好关系是普遍现象。他们采取各种手段甚至弄虚作假，骗取银行贷款，只要把钱拿到手，便是万事大吉，一些灰色的“潜规则”被认为是企业获取贷款的融资技巧，还有人引以为荣、津津乐道。然而，刑（六）出台，明确规定，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构成“骗取贷款罪”。曾经的高明手法，如今成为法律打击的对象。当年可以逍遥法外，如今可得小心翼翼。财务票据领域从市场化经济改革伊始，虚开发票问题就一直是个顽症，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是，对此行为的责任追究在2011年前并不严重。除了一些特殊的发票如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发票等，虚开达到一定数额会被追究刑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