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应还社会以自治秩序汇编.pdfVIP

政治管理的要求是还权力以规范，社会管理实际上要求国家以法律力量和行 政力量给社会一个自治秩序。当社会组织起来，有对权力的需求的时候，需要政 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处于一种谈判、妥协、协商的状态，这才叫“管理”。 南都评论记者陈建利 2011 年新年伊始，中央政府高调提出“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按照当前的权力 和行政逻辑，去应对社会力量的生长和挑战，显然已经力不从心，中央政府对于 “社会管理”的重点强调显示出，在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矛盾和张力之下，重建国家 和社会的信任关系，让权力规范、社会自治、公民自律，方才能使得中国接下来 的社会转型更稳妥成本更低，才会为更进一步的政治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石。 究竟该如何理解中央政府倡导的“社会管理”？本报记者访问了前任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任剑涛教授。 政府焦虑于社会生长的原因 南方都市报：胡锦涛总书记在2 月份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 题研讨班”上发表了讲话，并提出了“八点意见”，温家宝总理也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强调了“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一时间，社会管理本身引发了媒体和学界的普遍 关注。为什么现在政府把“社会管理”提到如此的高度？ 任剑涛：中国社会的发展经历30 年GDP 增长，到了战略转移的十字路口。现 代社会是一个国家、市场、社会的三元建构。一个政治体要迈向现代境地，必然 经过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分化。过去30 年，中国以GDP 为追求，以 经济体制改革连带着的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体制动力，但围绕的核心只有一个，那 就是国家与市场的分化。激活了市场要素，在既定的社会政治运行框架没有改变 的情况下，取得了伟大成就，GDP 增长到世界第二。但对现代国家的另一个重大 分化，一直既没有正视，更没有在政策上去筹划，这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分化。一 般而言，国家、市场、社会的分化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分化，因为市场属于社会领 域中的私人谋利领域，而社会的狭义领域属于公民自治的领域或NGO、NPO 起 作用的范围。 政府现在对社会管理的急迫感和政策回归表明，社会在30 年急速地成长，我 们是不知道的。一个指标就是民政部门仅仅以自己限定的社会组织登记作为鉴定 社会的标志，但登记非常严格，尤其是需要挂靠单位。严格意义上，这不是社会 组织，而是准行政组织或行政附属性组织。而中国真正的群众团体实际上是权力 依附性组织，而且发挥着权力的效力。 南方都市报：近年来NGO 的数量飞速增长，有人以“社团爆炸”称之。 任剑涛：对30 年民间组织的急速成长，政府只是在看到真实现状后目瞪口呆。 民政部门承认的社会组织是40 多万，加上未登记的有80 万。但按照清华大学、 中央编译局和北京大学等单位所做的调查，未经民政部门登记的维权组织和临时 社会组织应该有300 万。按照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的研究，未经民政部门登 记的正式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组织有800 万。这些组织没有得到权力的认可，但却 在勃然生长，尤其是最近十余年。 1999 年，中国终结了福利分房以后，公民置产变成了公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 课题。公民维护自己的财产权利就变成了社会勃然生长的一个重要契机。在这个 契机里，政府基本上是回避的。在既有的政治思维里，所有组织实际上都是党政 机构的附属性组织，只是进行狭义的行政管理，按照行政科层制往下走，对口发 文。国家和社会不会分离，社会被国家吞噬掉了。但现在面对近10 年社会的重 大转变，必然造成了管理部门的高度不安全感，社会管理问题会觉得很急迫。 一个典型的反应是将社会管理视为社会控制，想把这800 万社会组织控制起来， 以免成为不稳定的因素。社会管理的前提是管理社会，这意味着社会是一个独立 对象，有它的独立空间和运作逻辑，我们的社会管理还缺乏这样的思路。所以现 在的社会管理处在一个茫无头绪和紧张焦虑中。因为原来没有社会观念，对社会 成长缺乏心理准备、行政准备和资源储备。 南方都市报：自然而然因无知而产生焦虑。 任剑涛：现在社会组织手中聚集了许多资源，而且有自己维护权益的目标，也 有自己行动的方式。甚至可以是社会动员的方式，可以借助于facebook 、twitter 、 微博、手机、bbs 等途径进行组织。对这种组织方式，权力体系没有认识或认识 不清楚。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不像国家与市场的分离那样是由政府一步步推 进的，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商品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 点，到演化为市场经济，最后落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执政党有足够的心理准 备和酝酿过程，因为它管理着资源配置。而今从总体上来讲，